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讀《人生》:“我不願意再像你們一樣” 
來源:《文藝爭鳴》 | 李建軍  2020年09月27日06:47

時間是文學最權威的估價師。經得起時間之水磨洗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路遙的中篇小説《人生》出版,忽忽將近四十年。雖然未免留有“解凍”時代的痕跡,但現在來看,它仍然是一部讓人讀來欲罷不能、感嘆唏噓的傑作。遙想當年,它剛一出版,便風行一時,洛陽紙貴,讓許多讀者為人物的不幸悲不自勝,悽然下淚。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如此充滿真實感、悲劇感和震撼力的作品,並不多見。

為什麼説《人生》是不多見的傑作呢?因為,它第一次把敍事的焦點集中在了長期被整體遮蔽的個人身上,第一次真實地寫出了個人與社會的尖鋭衝突,第一次以含着悲劇意味的敍事調性,寫出了農村青年在差序格局下的困境與焦慮、無奈與屈辱。

就藝術性來看,《人生》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語言樸素而清通,結構巧妙而圓整,人物刻畫準確而生動,景物描寫充滿詩情畫意,敍事的調性則凝重、深沉、温暖,像一首悲抑而又熱情的命運交響曲。它的巨大的藝術魅力,不僅感染了無數讀者,也給許多作家帶來強烈的衝擊和深刻的啓示。在題為《摧毀與新生》的文章裏,陳忠實細緻地記錄了自己讀完《人生》之後的“高峯體驗”:“……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十多萬字的中篇小説《人生》。讀完時坐在椅子上是一種癱軟的感覺,顯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運對我的影響,而是小説《人生》所創造的完美的藝術境界,對我正高漲的創作激情是一種幾乎徹底的摧毀。”所謂“癱軟的感覺”,所謂“幾乎徹底的摧毀”,描述的正是一部真正非凡的作品才有的巨大魔力和感染力。

然而,幾十年來,對於《人生》的解讀,卻仍然不能令人滿意。無論對它的經驗的總結,還是對它的缺陷的分析,都遠未達到“題無剩義”的程度。我們忽略了它在揭示城鄉生活差異和衝突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敏鋭和深刻,看不到它在表現個人境遇和個性復活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意義,反而用“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等大而無當的概念來為高加林定性。有學者説,“從思想和道德上説,高加林都還不是一個先進的青年,他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侵蝕,身上有很多應該受到人們批評和譴責的東西”,這是一些極為令人費解的話。高加林在學校接受的是無產階級教育,在農村交往的是無產階級勞動者,所讀的書籍,則是《紅巖》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無產階級作品,他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到底是從哪裏來的呢?他那些應該被批評和譴責的“很多”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一個人對生活有自己的願望和訴求,就是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嗎?

王富仁在討論《人生》的時候説,高加林進城後,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個人主義的東西”,但是,轉眼之間,他又説是農村的落後環境發展了他的“個人主義傾向”,“以另外的一種方式培養着它的反抗者身上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傾向”。這樣的認知和判斷,實可謂玄遠而不及事情,好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更熱愛貧困落後的異鄉農村,而不是自己的流光溢彩的故鄉城市。他還批評路遙説,“作者主要把懸念建立在高加林是否離開農村這一點上,其實是極不充分的”。事實上,沒有比這樣的“懸念建立”更充分的了。要知道,為了“離開農村”,許多農村青年所承受的痛苦,所付出的代價,遠非坐在書齋裏的學者所能想象。

世間幾乎不存在無可挑剔的敍事作品。《人生》也有自己的瑕疵。例如,由於特殊的語境限制,由於作者所選擇的讓步敍事,在《人生》中,經驗與觀念相互捍格和衝突的問題,就顯得特別嚴重,而作者處理這一衝突的敗筆,亦明顯可見。分析這些“敗筆”的表現及成因,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評價路遙和他的這部傑作。

現在,我們有必要從那些最基本的事實出發來解讀《人生》,來闡釋它的情節發生的社會學背景,來揭示高加林形象所包含的個性意義和獨特價值,來探討作者的讓步敍事所存在的問題。

一、差序格局下的人生困境

每一個人都是社會海洋的一滴水,都是時代森林的一棵樹。洪波湧起,沒有一滴海水不隨之起伏;林間風來,沒有一根枝葉不隨之搖擺。人的生活和命運,也都要不可避免地受到特殊時代的社會組織方式和制度安排模式的影響。作為一種偉大的敍事文體,小説則是一種講述社會人在特定時代的生活和命運的藝術。因而,要讀懂一部小説,就要了解人物所處的具體時代和社會的基本狀況,尤其要了解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社會結構模式和社會管理方式。

社會管理主要是對人的管理。高度的文明化和充分的人性化是現代性社會管理的根本特點。管理人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限制人的行動,更不是為了剝奪人的自由,而是為人服務,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生活熱情和創造能力,使他們體驗到做人的價值和尊嚴。户口登記和户籍管理就是這樣一種中性的社會管理方式和社會服務方式。

然而,就現在社會學界和户籍學界達成的學術共識來看,中國1958年以來實行的户籍制度,顯然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並沒有實現對人口資源的合理配置。它不僅極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動,限制了社會勞動資源的自我調節與充分利用,還在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人為製造了等級差序和社會壁壘,從而極大地傷害了農村人口的人格尊嚴,也使他們失去了遷徙的自由和擇業的自由,失去了在社會財富分配上的平等機會,失去了獲得自我發展的機遇和權利。因而,就很難説它是能夠體現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制度安排。

關於差序格局下的中國户籍管理問題,中國户籍問題專家陸益龍曾在《超越户口——解讀中國户籍制度》等著作中,做過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具有成熟的問題意識和充分的事實感。他以嚴肅的學術態度,深刻地分析了1958年公佈和實施的《户口登記條例》。在他看來,新的户籍制度的“邏輯結構”,是“家庭出身—身份—秩序—控制—分配”。這是一個存在着“邏輯悖論”的政策設計:“一方面,國家極力希望更快地在城市發展工業,另一方面,户口政策又試圖限制工業勞動力的增長,控制農民進城;國家只關注農業的增長,而限制了農民在農村外的發展機會”;“1958—1976年的户籍制度基本遵循一種反城市化的邏輯,政府一味強調用行政的命令來控制城市和城市的發展。這實際上把矛盾積壓到農村,使整個社會系統的整合程度降低,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越顯突出”。事實上,它對城市人和農村人都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和後果:“户籍身份的界定和轉變的限制,使公民初始機會處於不平等,從而影響人的發展。一方面,它可能使某些城裏人養成依賴性或惰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部分農村人失去發展的機遇”。這些觀點是尖鋭的,也是客觀的,深刻地揭示了新的户籍制度的結構和問題。

在陸益龍看來,這種户籍制度體現的不是一種無差別的平等對待的共同規則,而是一種充滿差別和歧視的特殊規則:“中國的户口登記在户籍管理體制中,則發揮了建構不平等身份的功能,因而違背了制度正義原則中的平等原則。”新的户籍制度是按照這樣的規則制定出來的,即“按照地域規定權利和配置資源的原則”,即封閉的、排斥權利平等的“籍地規則”制定出來的。這種特殊的規則與正義原則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維護地域特權,“從而導致了户口歧視”;而這種地域特權的本質,就在於“地方管理者、居民利用户口來行使排他性權利,從而導致本地人與外地人法律地位和權利的不平等,以至於籍地權利原則高於公民權利原則”。陸益龍進而從現代性的高度,從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秩序維護的角度,批評了新的户籍管理條例所存在的侷限和差距:

現代國家作為公共事務的處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維護者,其主要任務是解決人們在相互交往、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公共問題,因此,國家需要以中間人的身份來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即國家權力代表的是公正、正義的權威。所以,國家所制定的制度和規則,首先必須是公平的和正義的,否則就違背了合理性原則,其合法性也就會動搖。

中國現行户籍制度在限制公民一些行動權利的時候,並未以促進平等和正義以及公共福利改善作為交換條件,相反,户口身份的劃分為身份不平等提供了條件,從這一方面來看,這一制度與現代國家的法制法則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時也表明,這一制度所調節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與法制國家的理想也存在一定距離。

新華社記者田炳信也對中國户籍問題特別留意,很有研究。他通過田野調查和新聞採訪的方式,揭示了當代户籍制度所存在的問題。他描繪了户口分類的“寶塔式等級結構”:“處於最底層的户口類別是農民户,循此逐漸上升,分別是非農户、城鎮户、城市户、大城市户、直轄市户。越處於下層的户口類別,分佈越廣,户數越多;越處於上層的户口類別,分佈越窄,户數越少。”他也揭示了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即“在城與城之間、城與鄉之間,挖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出生在農村的,似乎就被一紙農村户口永遠釘在貧瘠的土地上,年復一年地扮演着‘統購’的對象,去承受工農產品‘剪刀差’所帶來的不平等交易。出生在城市的,一紙城市户口似乎就是一張世襲證書,代表着享受‘統銷’各種平價農副產品、優厚財政補貼和國家統籌安排入學、就業等各項事業的權利,決定一個人、一家人以至幾代人的命運。”從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這種“‘鐵籬笆’似的户籍制度不僅鉗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動,阻礙了市場對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客觀上傷害了一大批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情感”。農民處於户籍結構的最底端,也處於社會結構的最底端:“在整個社會中,除了關在監獄裏的犯人外,身份最低的是農民。城市中就業和生活的居民有各種福利和養老保險,但農民生老病死除了靠自己,便只能靠子女和親戚。……‘文革’前和‘文革’時期對人的最嚴重的懲罰,除了關進監獄或送去‘勞動改造’,便是‘革’去城市户口,流放農村。”所以,這種“既失公正又缺效率的傳統户籍制度是一項負面效應甚多的壁壘型政策”。在他看來,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標,就是“消除其二元特徵,淡化城市户籍的高附加值,增加農村户口的含金量,使之不再成為人才流動的壁壘和資源配置的障礙”。

陸益龍和田炳信對中國户籍問題的調查和研究,體現着求真的激情和探索的勇氣。他們的學術觀點,則顯示出了成熟的問題意識、充分的事實感和深刻的真理性,所以,既有助於人們認識當時的户籍制度,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也有助於認識和分析與户籍問題相關的文學敍事。從生活矛盾和情節衝突的角度看,《人生》揭示的主要是城鄉生活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具體地説,是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悲劇和不幸。高加林的人生困境,客觀地講,主要是由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路遙的小説敍事所揭示出來的問題,與研究户籍制度的專家學者所提供的學術判斷,是高度契合的,也是可以相互映發的。

二元結構形態下的城鄉户籍,不僅意味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身份和生活方式,還意味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城鎮户籍意味着衣食無虞的生活——糧食供應有保障,無論豐歉,城裏人都不至於陷入餓斃的絕境;未來出路有着落,無論智愚,城裏人都能獲得一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而農村户籍則意味着高強度的勞動和低比例的勞動報償,意味着可怕的貧窮和飢餓,甚至意味着深深的屈辱感和自卑感。所以,一旦有機會,農民就會不顧一切地湧入城市,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他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路遙的幾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在寫農村青年在城鄉之間的艱難掙扎,寫他們的貧困境況和飢餓體驗,寫他們的屈辱感受和身份焦慮。《人生》中發生的悲劇,是道德悲劇和性格悲劇,但主要是一種社會悲劇,具體地説,是差序格局下的二元結構户籍制度模式造成的社會悲劇。在《人生》裏,高中畢業後,城裏和農村的學生立即就顯示出了身份和生活上的巨大差別:

農村户口的同學都回了農村,城市户口的紛紛尋門路找工作。亞萍憑她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話到了縣廣播站,當了播音員。克南在縣副食公司當了保管。生活的變化使他們很快就隔開很遠了,儘管他們相距只有十來里路,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已經是在兩個世界了。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高加林都是他們班上的優秀人物,而他的自尊心較一般人又更為敏感,所以,他所感受到的不平和屈辱,就比別人更加尖鋭和強烈。他的同學張克南真心想幫助高加林,無意中説了一句:“唉,現在鄉下人買一點東西真難!”這句話讓高加林極為不快,覺得“張克南這些話是誇耀自己的優越感”:

他的自尊心太強了,因此精神立刻處於一種藐視一切的狀態,稍有點不客氣地説:“要買我想其他辦法,不敢給老同學添麻煩!”一句話把張克南刺了個大紅臉。

高加林在縣城裏讀過幾年書,清楚地知道城鄉之間的差距有多麼大,也清醒地認識到了農村青年與城裏青年的生活距離有多遠,所以,他才對熱烈地愛着他的黃亞萍“暴躁地喊着”説:“你父母肯定不會接受我!他們要門當户對的!我一個老百姓的兒子,會辱沒他們的尊嚴!”高加林接受過教育,經常讀報,也閲讀過很多課外書。他已經掌握了很多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他對生活的理解,他對未來的想象,遠遠超越他的高家村父輩們。這一切決定了他不可能再像父輩那樣,平心靜氣地當一輩子農民。他對城裏的生活充滿嚮往。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夠像城裏人一樣,過一種體面的、有文化品位的生活。然而,他的悲劇在於,他完全無法擺脱自己的農民身份,因而也就不可能進入城市,成為市民、工人或國家幹部。他註定要在城與鄉之間,進行無望的精神流浪,承受被撕裂的痛苦和苦苦掙扎的煎熬:

當年他來到縣城,基本上還是個鄉下孩子,在城市的面前膽怯而且惶恐。幾年活躍的學校生活,使他漸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與城市緊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很快把自己從裏到外都變成了一個城裏人。農村對他來説,變得淡漠了。有時候成了生活舞台上的一道佈景,他只有在寒暑假才重新領略一下其中的情趣。正當他和城市分不開的時候,城市卻毫不留情地把他遣送了出來。

他曾經獲得當“民辦教師”的資格。這意味着他有機會實現自己進入城市和成為市民的夢想,儘管這夢想依然非常渺茫,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終實現。然而,就連這個渺茫的人生夢想,也因為村支書之子的頂替,而化為泡影:

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他將不得不像父親一樣開始自己的農民生涯。他雖然沒有認真地在土地上勞動過,但他是農民的兒子,知道在這貧瘠的山區當個農民意味着什麼。農民啊,他們那全部偉大的艱辛他都一清二楚!他雖然從來也沒鄙視過任何一個農民,但他自己從來都沒有當農民的精神準備!不必隱瞞,他十幾處拼命讀書,就是為了不像他父親一樣一輩子當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種説法是奴隸)。雖然這幾年當民辦教師,但這個職業對他來説還是充滿希望的。幾年以後,通過考試,他或許會轉為正式的國家教師。到那時,他再努力,爭取做他認為更好的工作。可是現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徹底破滅了。此刻,他躺在這裏,臉在被角下面痛苦地抽搐着,一隻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頭髮。

所以,對他來講,失去民辦教師工作,就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無法不叫他極度慌亂和痛苦:“他猛地轉過身,一頭撲在炕欄石上,傷心地痛哭起來。”在路遙身上,絲毫沒有農裔作家身上那種慣見的狹隘性,即固守狹隘的“鄉村原教旨主義”立場,內心充滿對都市文明的偏見和敵意。他熱愛城市,視之為“人類進步的偉大標誌”。像路遙一樣,他筆下的人物,例如馬建強、高加林和孫少平,也都認同和嚮往都市文明。對高加林來講,失去進入城市的機會,就是失去享受進步生活的機會。他的痛苦和傷心,全都因此而起。路遙懷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敍寫了高加林們的“城市夢”,寫出了他們內心的焦慮和痛苦。

事實上,二元户籍制度不僅限制了高加林的發展,也影響着農村姑娘劉巧珍的愛情和命運。劉巧珍雖然一字不識,卻清楚地知道農村户口和城鎮户口意味着什麼。她知道,生為農民,就得一切靠自己,靠自己刨食,靠自己一分一釐地積攢買油鹽醬醋的錢;而城裏則是“商品糧世界”,城裏人可以過拿着糧本賣糧的體面的生活。她有沒有機會得到高加林的愛情,也取決於高加林最後的户籍歸屬。當高加林還是民辦教師的時候,就意味着他還有機會進入那個遠離自己的“商品糧世界”,因而,她便深感自卑,“連走近他的勇氣都沒有”。只有當高加林徹底成為農民的時候,她才有可能跟他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才有資格去愛他。

即便對黃亞萍來講,“户籍”也是難以承受的重壓,因而,無論多麼浪漫和勇敢的愛情,也無法突破由“户籍”二字標示出來的冷冰冰的界限。只有當高加林擺脱農民身份,獲得城鎮户籍的時候,她才有可能不管不顧地愛他,否則,她也只有放棄自己的愛情。“農村户籍”,實在太可怕了;“農民”二字,實在太沉重了:“她真誠地愛高加林,但她也真誠地不情願高加林是個農民!”“她愛高加林而又怕他當農民啊!”然而,她最怕的事情,最終還是發生了。縣委常委會決定“撤銷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隊”。高加林失去了“城市户口”,他和黃亞萍的愛情,也就無可挽回地終結了。儘管黃亞萍很勇敢,説自己不能沒有高加林,甚至説自己為了愛情,願意放棄工作,放棄城市,跟高加林去當農民,但是,她完全清楚,嫁給一個農民意味着什麼。

小説敍事需要一個“核”,需要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和推動力。在《人生》裏,這個“核”,這個決定性因素和推動力,就是特殊時代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正是這個户籍制度,決定性地影響了《人生》中幾個青年的愛情和生活,根本性地影響了高加林的人生——影響了他對愛情的態度和選擇,甚至影響了他最終的命運和結局。高加林的人生困境,本質上就是身份的困境,就是由户籍限制所造成的難以擺脱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慮。

二、個性的毀滅與個人的復活

赫爾岑説:“個人是社會最真實、最現實的單子。”無論是誰,一旦失去個性意識,一旦失去自我,就算不得真正意義上的人。所以,他為那種正常意義上的“利己主義”辯護:“消滅人身上的利己主義,人就會變成一隻恭順的狒狒。奴隸身上利己主義最少。”在赫爾岑看來,個人性的利己與社會性的利他之間,完全可以自由而和諧地結合起來。

個性是健全人格的徽章。正是鮮明的個性,使一個人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點和價值。每一個人格健全、意識成熟的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獨特個性。無個性的人,就是平均數意義上的人,就屬於被羣體特徵覆蓋的人。無個性意味着精神上的依附和意識上的盲從。這是精神上的沉睡狀態,是意識世界的無力狀態甚至僵死狀態。一個人如果缺乏個性,也就必然缺乏獨立性,缺乏創造的活力和自己的思想。所有無個性的人都是相似的,就像土豆與土豆一樣,只有大小的區別,而沒有本質的區別。

沒有個性成熟的個人,就沒有精神成熟的社會。人們的個性越豐富、越健全,則社會的文明程度越高。就像泰戈爾訪蘇之後所提醒的那樣:“削弱個人,不可能加強集體。如果束縛個人,那麼集體也不可能獲得自由。”然而,在20世紀的複雜語境中,個人與個性常常陷入一種尷尬而被動的境地。社會化的運動常常以追求自由和解放個性為號召,同時,卻又要求個人服從規約和束縛,甚至放棄個人的自由:一方面,極力肯定個人的自由,一方面又極力限制和否定個人的自由;一方面提倡人的個性解放,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輿論宣傳和強力手段壓抑人的個性。最終的結果,是整體性規約甚至瓦解了個性,造就了大量無個性、無熱情、無思想的空心人;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敍事中,人的無個性化,皆成普遍的現象和嚴重的問題。

高爾基是為20世紀革命文學奠定基礎和確立方向的人之一。令人費解的是,他竟然忽視個體精神和個體人格的價值和意義,竟然對“個人”和“個性”抱着全然否定和絕對排斥的態度。在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時候,他説,“一切都在推翻個人的絕對性”;“在甚麼地方個人才得救呢,在甚麼地方個人才是絕對的呢?唯有一種塵世以外的力量,唯有神,唯有在宗教上,個人才是絕對的”。顯然,對他來講,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相對的,無足輕重的,甚至不可能“獲救”。1909年,在《個性的毀滅——現代生活與文學概要》一文中,高爾基更加徹底和尖鋭地否定個人的地位和個性的價值:“在精神創造的領域內個人是起着保守作用的。”他將個人與集體對立起來,用集體來否定個人和個性:“個人,如果單靠自己,如果置身於集體的關係之外,置身於任何團結民眾的偉大思想的範圍之外,就會變成怠惰的、保守的、與生活發展相敵對的人。”這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認知和判斷。因為,他所陳述的條件,並不必然導致他所陳述的後果。比較起來,個性更為重要。如果喪失了個性,人就會不可避免地變成喪失活力的、與生活發展相敵對的人。另外,高爾基還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作家的寫作是一種特殊的個體勞動。這種創造活動主要靠作家自己來完成。為此,他就必須有獨立的人格和基本的自由。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第一流的偉大作家,幾乎全都是健全意義上的個人,全都依靠個體的力量來完成自己的工作。

高爾基否定幾乎所有19世紀偉大的作家,批評他們的寫作是毀滅於平庸的“個人主義”和瘋狂的“個性”的寫作:“庸碌與瘋狂——這就是現代作家的兩種典型。”他對果戈理充滿偏見,所以,否定起他來,便有一股不管不顧的勁頭:“這個人體質虛弱,精神恍惚,愛好虛榮,在對人(的)態度上極其自私……這種特性適合於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個人主義浪漫主義者……在幻想中使自己超越於別人之前,凌駕於別人之上,一個人便落得孑然獨立,於是便覺得天壤之間除了自己之外再沒有任何人。”他把《紅與黑》的主角和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稱為“粗魯的小市民勝利者”,或者“意志薄弱的可憐蟲”。他用“小市民”和“市儈習氣”這樣一些概念,否定了幾乎所有歐洲19世紀文學所塑造的人物,包括俄國作家所塑造的“多餘人”形象。他認為,這種人物“對於社會生活是極端危險的,因為這些意志消沉、沒有希望、沒有憧憬的人們,正是我們敵人最善於大量利用的人。……我們的任務就是去消滅這種人,或者使他們鼓起勇氣來恢復盛旺的生活”。他最後要求作家承擔的“歷史使命”,就是“儘可能地去發展和組織各國人民的全部潛力,把它化為積極的力量,建立階級的、集團的、黨的集體”。他動員作家消滅個人主義,通過文學實現對“個性的毀滅”。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很長的時間裏,對個人和個性的否定,幾乎是一種普遍的傾向和思潮性現象。我們在蘇俄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人物那裏(例如托洛茨基、日丹諾夫和沃隆斯基),都可以看見這樣的傾向和主張。

那麼,高爾基所欲汲汲然追求和建構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格精神呢?他要建構的是個體消融於整體的人格精神,是一種充滿激情和雄心但缺乏理性意識的人格精神,是一種過於迷信集體的意志和力量的人格精神。非理性的衝動和浪漫主義的激情,是這種人格精神的突出特點。所以,他才會在《海燕》裏喊出“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這樣孟浪的浪漫主義口號,才會在“大清洗”中推波助瀾,發表了《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缺乏理性精神的檄文。

為什麼要在討論路遙的《人生》之前,對高爾基的寫於一百多年前的、幾乎與路遙的小説完全不相干的著作,喋喋不休地大加議論呢?

因為,這種流行一時的極端化和整體化的觀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20世紀的文學實踐。

因為,在很長的時間裏,就是像高爾基所期待的那樣,由喪失個性的作家塑造了大量缺乏個性的人物。

因為,正是通過與這種文學理念的對照,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見路遙小説創作的新意和成就。

是的,在20世紀的文學作品中,充滿了這種平均數意義上的人物。他們的個性是蒼白的,內心是空洞的。他們終其一生,心智和情感都停留在一種不成熟的狀態,既沒有愛的熱情和能力,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理想。他們隨時準備接受外部的指令,按照一種給定的方式行動和生活。

然而,路遙拒絕繼續按照一種僵硬的公式來寫作,來塑造人物。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即尊重人物個性的、複雜的方式,塑造一些讓人一下子分不出好壞和善惡的人,亦即真實的、有自己的個性的人。

高加林很倔強,性子很硬。不認命,不服從,是他性格中極為突出的特點。他拒絕像自己的父輩一樣,像千千萬萬農民一樣,按照一種給定的方式生活。他要過自己嚮往的生活,一種擺脱了近乎原始的勞動方式的生活,一種更有尊嚴感的生活。就像他對父親和德順老漢所説的那樣:“你們有你們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願意再像你們一樣,就在咱們高家村的土裏刨挖一生……”

高加林的這幾句話,尤其是“我不願意再像你們一樣”一語,切不可等閒視之。這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講出來的話,而是隻有個性強大的人才能發出來的聲音,是隻有對生活有個人訴求的人才能表達出來的主張。

在數十年的時間裏,經過切實而有效的思想改造和人格塑造,人們大都傾向於接受那種被安排好的“活法”,幾乎無人敢説“我有我的活法”和“我不願意再像你們一樣”之類的近乎無法無天的話。就此而言,高加林的出現標誌着個人和個性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復活。他關於“活法”的宣言,顯示着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與眾不同的個性。對於長期缺乏個性化人物的中國當代文學來講,高加林的出現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自己個性的人,一個敢於表達自己的生活願望和人生理想的人,而不是一個虛假的符號,一個蒼白而毫無個性的人。

然而,人們似乎忽略了高加林身上積極的個性力量,忽略了他——作為敢於表達自己生活意願的個人——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意義。人們想當然地將他跟《紅與黑》中的於連·索黑爾歸為一類,視他們為性格上的同類和道德上的兄弟。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談。因為,他們屬於完全不同的道德譜系和人格譜系。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於連·索黑爾都是一個極平庸的人。他的情感是病態的,人格是扭曲的,思想是淺薄的。他是個不可救藥的權力拜物教分子。他崇拜元首,崇拜拿破崙,崇拜這個法國大革命的背叛者,崇拜這個先是做第一執政後來又悍然做起了皇帝的庸人。這樣,於連·索黑爾就成了復辟時代鬱郁不得志的小拿破崙。

一個小城的底層青年,一個出身卑微的木匠之子,怎麼會奉拿破崙這樣的人為自己的精神偶像呢?這也不難理解。通常情況下,那些躋身於國家元首地位的人物,都擁有具有巨大的道德影響力。權力給人們造成一種幻覺,那就是,它是道德的同盟軍,甚至就是美德的代名詞。所以,握有絕對權力的人物,常常被不切實際地視為道德權威和人格榜樣。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很容易將大權在握的首腦人物,當作自己的人生導師和精神教父。他們還沒有學會把權力上的成功與道德上的成功區別開來。他們總是將政治權威等同於道德權威。只有等到年逾不惑,他們才會明白,自己歆慕和熱愛過的大人物,既不偉大,也不高尚,根本不值得崇拜和效法。

拿破崙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裏充滿了不正派的東西,充滿了反人性的精神毒素。被拿破崙迫害過的斯塔爾夫人,曾經這樣批評過這位野蠻的科西嘉人:“他在一天時間裏恣意妄為、專制武斷的程度,是其他任何一位歐洲君主在一年時間裏都不敢做到的。他唯一所做的,就是奪走了歐洲人民的平靜、獨立、語言、法律,財產、生命、孩子,換來的卻是災難和恥辱——作為民族慘被滅絕的恥辱、作為人遭到藐視的恥辱。他開始了自己稱霸天下的宏圖,這卻給人類帶來最深重的苦難,讓世界烽煙四起、戰禍連連。……任何追求和平的行為都不對波拿巴的胃口:只有在戰爭的腥風血雨中,他才能體會到樂趣。”就是這樣一個給世界帶來災難和痛苦的野蠻人,卻成了幾代歐洲青年的精神偶像,並在消極的意義上影響了他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就像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裏所寫的那樣:“我們把一切人全當作零看,/這話不包含一絲兒偏見。/我們全都在向拿破崙看齊;/成千上萬個兩隻腳的東西,/對於我們不過是工具一件,/我們認為感情滑稽而且野蠻。”《罪與罰》中的拉斯科尼科夫就是拿破崙的崇拜者。正是在拿破崙的影響下,他才毫無恐懼向兩位老嫗舉起了寒光閃閃的斧頭。然而,正像一位法國曆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在法國,沒有一本書敢於説出這個簡單的真相:波拿巴試圖恢復奴隸制,然後整個民族起來反抗他,打敗了他。”其實,從人格精神和道德意識方面清算拿破崙這樣的一時風光無兩的獨裁者,也同樣是一件很有必要又很艱難的事情。

於連是一個在精神上中了“拿破崙病毒”的底層青年。這種病毒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傲慢和自負,就是瘋狂和野心,就是冷酷和無情,就是對世界和他者的蔑視。對拿破崙來講,生活的內容就是鬥爭和戰爭,而生活的目的,就是征服和勝利,就是追求虛妄的榮譽和無上的權力。於連將拿破崙當作“上帝給法國青年派來的救星”。他對拿破崙佩服得五體投地,將他當作自己的榜樣,渴望像他一樣在二十八歲就征服世界,功成名就。他望着天空盤旋的鷹,也能因為羨慕它的力量,羨慕那種孤獨,而怦然心動地聯想到拿破崙:“這是拿破崙的命運。難道有一天,這也會是他的自己的命運嗎?”他甚至冒着風險,隨身帶着拿破崙的“肖像”和《聖赫勒拿島回憶錄》。他行走在迎接國王的儀仗隊裏,心裏想的卻是那個科西嘉冒險家:“他覺得自己的確是一個英雄,他是拿破崙手下的傳令官,領導着一個炮隊進攻。”在於連的詞典裏,只有“敵人”“戰鬥”“征服”“勝利”“成功”和“英雄”這樣的詞彙。

於連不僅不懂得愛,不懂得愛情,而且心胸狹隘,對一切都充滿仇恨。他報復心極強,幾乎到了睚眥必報的程度。他並不愛德·瑞那夫人。他將她當作自己情感上的獵物,將獵獲她的愛情的過程,視為承受和結束“折磨”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他所體驗到的不是愛情,而是對令他憤怒的怯懦的克服。對他來講,他追求到德·瑞那夫人,就是一場戰鬥的勝利:“不錯,我打贏了一次,但必須乘勝追擊,在這個貴族退卻的時候徹底打掉他的傲氣。這才是真正的拿破崙作風。”他對德·瑞那夫人,既沒有真誠的情感,也缺乏起碼的尊重。有一次,她試圖靠在他的胳膊上。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親暱動作。但是,於連卻感到“噁心”,以至於“將她猛地一推,把胳膊抽了回來”4。這個粗野的動作,反映着他內心的冷酷和無情。他玩世不恭,將人生看作一場戲,在征服了德·瑞那夫人之後,他回憶了所有的細節,然後問自己:“我該做的做全了嗎?我的角色演得好嗎?”他對自己的學生——德·瑞那夫人的幾個孩子,也沒有正常的情感,認為“這些孩子和我親熱不過像撫摸昨天買的那隻小獵狗一樣罷了!”

於連仇恨一切,敵視整個世界。他對自己成長的地方毫無感情:“他討厭自己的家鄉,這裏他舉目所見的一切都使他心灰意冷。”他為自己的底層出身感到自卑和憤怒,為此,“他對上層社會只有仇恨和厭惡”。到市長家裏做家庭教師,也只是給他提供了仇恨別人的機會:“他深恨和他一起生活的人,當然,這些人也恨他。”作為一個典型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自私而狹隘,幾乎視一切人為自己前行道路上的羈絆,也無端地恨那些被他視為羈絆的人。德·瑞那夫人很美,“但正因為很美,於連反倒恨她,因為她是差一點使他前途盡毀的第一塊礁石”。他對德·拉·木爾侯爵小姐,更是冷酷無情。他將她當作必須征服的敵人。他從拿破崙的《聖赫勒拿島回憶錄》中獲得了啓示:“要她害怕,只有越使敵人害怕,敵人才越聽我的,那樣對方就不敢小看我了。”

他最後似乎認識到了所崇拜的那位偉人,其實也不過是一個人格猥瑣的庸人,因為,他也撒謊:“宣佈讓位給羅馬王,純屬騙局!”於連偶爾也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誠實——與自己説話,還要自欺欺人。但是,他沒有能力改變自己。

於連的病態心理和消極行為,與他的家庭影響也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他從家庭裏幾乎沒有感受到一絲的温暖和愛。他從家人那裏得到的,只有冷漠和傷害,包括暴力傷害——他的父親和兩個哥哥經常無端地對他拳腳相加,甚至打得他昏了過去。“家裏誰也看不起他。他恨他的父親和哥哥。”在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還懷着深深的恨意,抱怨自己的父親:“他從來沒有愛過我。”

總之,於連·索黑爾是一個對一切都充滿仇恨的人,是一個極端自私和極端狹隘的人。他本質上是一個人格畸形的人。他是法國大革命消極意義上的精神之子,是拿破崙思想病毒和人格病毒的受害者。

比較起來,高加林就屬於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

在很多方面,他都與於連·索黑爾構成了尖鋭的對照,也顯示出與馬丁·伊登極大的不同。

高加林有對個人生活的想象和主張,但也只是一個家常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既不是於連·索黑爾式的恨世主義者,也不是馬丁·伊登式的崇拜尼采的個人主義者;後者“只指望那個強者,那個馬背上的人……世界的主人,是這種偉大的‘金髮野獸’,是這些不肯妥協的人,是這些‘自己做主的人’”。高加林有抱負,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沒有徵服世界的野心。他只是想象城裏人一樣,過一種文明而體面的生活。

高加林對生活有不滿,但是對人沒有仇恨。他的心理和人格都是健康的。

他從父母那裏感受到了強烈的愛,也懂得如何去愛別人。他孝敬父母,心疼他們:“他每次從城裏回來,總是給他們説長道短的,還給他們帶一堆吃食:麪包啦,蛋糕啦,硬給他們手裏塞;説他們牙口不好,這些東西又有‘養料’,又綿軟,吃到肚子裏好消化。”他會為母親陽光下顯眼的白髮,而難受和羞愧。他因為自尊心太敏感,本不想到集市上賣蒸饃,但是,一想到家裏“連一點零花錢都沒有了,這樣回去,父母親雖然不會説什麼,但他們心裏一定會很難受的”,便強迫自己向市場走去。

他的心裏,是有別人的。他知道體恤人。在炎炎烈日下幹完重活之後,他抱住水罐,本想一口氣喝完,但看到同樣辛勞的德順爺爺,“就又把水罐放到牛回頭的地方”。他甚至有帶着巧珍一起離開農村到外面去當工人或幹部的想法。如果沒有户籍問題所造成的難以克服的困難和阻遏,他也許根本就不會拋舍掉親愛的巧珍。

高加林是一個良知未泯的人,甚至可以説是一個道德意識很敏感的人。他為了擺脱農村户籍和農村生活,而辜負了劉巧珍的愛情,而拋棄了她,但是,在這過程中,他的內心並不平靜。巨大的精神痛苦,始終伴隨着他:“他像一個瘋子一樣在自己的窯裏轉圈圈走;用拳頭搗辦公桌;把頭往牆壁上碰……”他從道德上鄙視和譴責自己:“你是一個混蛋!你已經不要良心了,還想良心幹什麼……”

黃亞萍離開張克南,轉而愛上了高加林,這也讓高加林於心不忍,嘆息着説:“克南是會很痛苦的……”在與黃亞萍戀愛的過程中,他始終都是被動的,剋制的,甚至是自責的。這一切都説明,高加林本質上是一個善良的人,是一個心裏有他人的人。

可見,高加林與於連·索黑爾有着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心性,屬於完全不同的道德譜系和人格譜系。

於連的心始終是冷的,高加林的心則一直都是熱的。

於連把仇恨變成了一種心理習慣,幾乎恨所有人;高加林則把善良變成一種穩定的心情態度,所以,他厭惡高明樓的霸道,厭惡馬佔勝的邪僻,厭惡劉立本的精明,但卻從來沒有無端地恨任何不該恨的人。

於連沒有反省的意識,高加林則會愧疚和自責。

於連的心理是複雜的,多疑,冷漠,對任何人都沒有感激之心,但高加林本質上是一個單純的人,不僅很少用惡意揣度別人,而且對那些有恩於自己的人心存感激。

在於連的眼裏,生活就是戰爭和征服,就是一場又一場無情的鬥爭,只有通過鬥爭,人們才能獲得尊嚴和地位;在高加林的眼裏,生活就是生活——它應該是體面的,具有文化意味和現代意味的,允許人們通過認真地工作而獲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一位評論家在與路遙對話的時候説:“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當代青年的共同特徵。但也有歷史的情性加給青年一代的負擔,有十年浩劫加給青年一代的狂熱、虛無的東西。”這樣的判斷,與實際情形嚴重不符,因為,高加林從來就不是一個狂熱而虛無的人。

於連用否定的態度生活,而高加林則用肯定的態度生活。所以,於連常常用消極的意識來想象人和生活,而高加林則傾向於用積極的態度來想象生活:“他覺得他既然已經成了國家幹部,就要好好工作,搞出成績來。這種心情也是真實的。他有時還把他的變化歸到了黨的關懷上,下決心努力為黨工作——並且還莊嚴地想:乾脆,明年就寫入黨申請書!”這説明,高加林並不是一個反社會的叛逆者,而是一個本質上單純的人,一個對社會認同感很強的人。

當然,高加林也並不是一個思想家,更不是一個驚世駭俗的異端和反抗者。他的個人意識主要表現在對自己的未來生活的態度和選擇上。他的訴求很具體,不過是改變自己的農民身份而已。他不僅清楚地看清了自己的境遇,而且內心還充滿了改變境遇的強烈願望和內在自覺。這樣,他就成了一個勇敢的拒絕者和追求者。他敢於表達自己對落後的農村生活的不滿,敢於拒絕被安排好的生活,敢於追求似乎遙不可及的城市生活。

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這樣的拒絕者和追求者,還是第一次出現。就此而言,高加林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他象徵着個性在一個農村青年身上的復活,象徵着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在當代農村題材小説中的誕生。儘管高加林還只是成長形態的個人,而不是完成形態的個人,但是,放在當時的語境來看,這種幾乎處於初級形態的個性復活和個人意識,仍然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和價值。

三、讓步敍事:調和觀念與經驗衝突的修辭選擇

路遙是一個經驗型的作家。他在《面對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説選刊〉》中説:“我只能在我自己生活和認識所達到的範圍內努力。我是一個血統農民的兒子,在大山田野里長大;又從那裏走出來,先到小縣城,然後又到大城市參加了工作。農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我曾長時間生活在這一地帶,現在也經常‘往返’於其間。我自己感到,由於城鄉交往逐漸頻繁,相互滲透日趨廣泛,加之農村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這中間所發生的生活現象和矛盾衝突,越來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城鄉之間的差異和衝突,的確是當代中國極為重要的社會現象,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學敍事內容。但是,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裏,當代作家卻很少留意和表現城鄉生活的差別,也很少表現農民階層對這種差別的不滿和焦慮。他們常常將農村當作一個封閉而自足的世界,傾向於用誇張而浪漫的詩化調性,來讚美農村的變化和農民生活的美好,就像趙樹理的《三裏灣》、孫犁的《村歌》、周立波的《山那邊人家》以及《朝陽溝》和《我們村裏的年輕人》等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所表現的那樣。

路遙是第一個深刻地思考和敍寫城鄉生活差異和衝突的作家。他根據自己在城鄉之間的切實而沉重的人生經驗展開敍事。這使得他所講述的高加林們的人生故事,給人一種特別真實的感覺和極為深刻的印象。同時,他在《人生》中的介入性的敍事態度,也極大地強化了小説的敍事效果,對讀者的閲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有的時候,他的經驗和觀念也會發生捍格和衝突。在這衝突中,我們可以看見特殊時代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觀念對寫作的微妙影響,也可以看見作者的複雜心態和矛盾心理,可以看見他在某些重要問題上存在的認知侷限。

就經驗而言,路遙知道高加林的境遇有多麼艱難,知道他的內心有多麼壓抑,所以,他理解他的不滿和嚮往,同情他的痛苦和不幸,就像他在一次文學講座中所説的那樣:“他們覺得這樣一種生活對於人來説是屈辱的,他們想追求一種起碼不能像父親這樣生活的生活,所以他們苦苦地在社會上掙扎和奮鬥。”但是,某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意識,又要求作者壓抑自己對人物的同情心,並按照某種抽象而冰冷的原則,從觀念上批評和譴責他。

這樣,在小説的結尾部分,面對尖鋭的現實問題和沉重的人生悲劇,路遙最終選擇了一種觀念形態的讓步修辭和讓步敍事,即讓“經驗”向“觀念”讓步,讓“真實”向“正確”讓步,讓“同情”向“原則”讓步,從而用流行的觀念來闡釋生活和批評人物。這種讓步修辭和讓步敍事的直接後果,就是對人物進行外在的描寫和簡單化的道德批評,最終弱化了小説的説服力和悲劇性效果。

在對高加林和黃亞萍進行人格分析和道德評價的時候,路遙根據關於“現實”和“生活”的抽象觀念,確立了批判的原則和評價的標準。在這些觀念裏,抽象的原則高於有血有肉的人;“生活”作為“無所不在的上帝”,永遠是正確的,而個人則是渺小的,必然會犯錯誤。路遙首先用堅硬而冰冷的“原則”,“無情”地教訓和譴責了在感情上離他稍顯疏遠的黃亞萍:

生活對於她這樣的人總是無情的。如果她不確立和堅定自己的生活原則,生活就會不斷地給她提出這樣嚴峻的問題,讓她選擇。不選擇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無所不在的上帝,誰也別想擺脱它!

不僅如此,他還讓黃亞萍的軍人父親,用同樣的“原則”,批評了自己的女兒:“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永遠是公正的!你應該怨你自己!”抽象的“生活”怎麼會“永遠是公正”的呢?生活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在契訶夫的理解中,“生活純粹是由災禍、糾紛、庸俗構成的,它們混在一起,互相更替……”生活當然不“純粹是”由這一面構成的。因為,從另一面來看,它也意味着和諧、教養、幸福、歡樂和愛。可見,生活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分析和認識的對象。這樣的“生活”,怎麼能説它“永遠公正”呢?顯然,我們用籠統的“生活”,遮蔽了那些具體的問題,替代了那些至關重要的原則,那些包含着正義、真理和人道的原則。這樣,與司馬遷的見之於《伯夷叔齊列傳》等作品中的正義觀比起來,那些長期流行的貌似正確的生活觀,就顯得缺乏力量和深度。懷疑和批判是司馬遷穩定的認知原則和敍事態度。即便對神祕而令人畏懼的“天道”,司馬遷亦不憚在敍述了生活中的種種“不公正”之後,抗言正色而質疑之:“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面對“生活”,我們的作家應該保持理性的批判態度,應該像司馬遷一樣,具有問一句“是邪?非邪?”的懷疑精神和道德勇氣。

其實,對這種“生活永遠正確”的觀念,以及根據這種觀念加之於人物的批評和譴責,也不必訝異。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語境下,由於“去古未遠”,由於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仍然拘限着人們的思想,所以,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沒有意識到,如此簡單地對人物進行道德譴責有什麼不妥。

在那種由抽象觀念主導一切的文化氛圍裏,站在人物的視角,進入人物的意識深處,以複雜、多聲部的方式,寫出他們的情感邏輯和行為邏輯,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雖然路遙已經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對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但是,有的時候,在處理人物與生活關係的時候,在處理尖鋭的矛盾衝突的時候,他卻習慣性表現出用“生活”來評量人物的衝動。

這其實不是路遙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很長時間裏幾乎所有當代作家的問題。作家們常常誇張而錯誤地理解“生活”,習慣用“生活”來籠統而含混地指代一切。他們沒有意識到,貌似天經地義的所謂“生活”,只不過是客體,而不是主體;只不過是賓語,而不是主語;只不過是受動者,而不是施動者。所以,説“生活”是“無情的”,或者説它是“公正的”,都是缺乏事實感和邏輯性的。

決定着生活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它背後的東西。準確地説,是站在生活背後的人主宰着生活,正是人所設計和制定的生活方式和規訓模式影響着人們和他們的生活。主體永遠是人。人所“裝置”出來的規約機制,人所設置和“創造”出來的“生活”,不過是人的主觀意圖和權力意志的體現而已。

所以,路遙在作品內部對人物的觀念化批評看似正確,實則嚴重顛倒了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客體的生活竟然獲得了高於人的主體力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置換成了人與客體之間的關係。這是一種嚴重的認知錯位和本末倒置。

路遙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意識到了問題的複雜性,所以,他的心情常常是矛盾而複雜的。他對人物的批評裏是含着同情的;他在批評人物的時候,也會委婉地批評“社會”,批評“生活中無數不合理的東西”:

他現在仍然面對的是自己的現實。

是的,現實是不能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如果要離開自己的現實,就等於要離開地球。一個人應該有理想,甚至應該有幻想,但他千萬不能拋開現實生活,去盲目追求實際上還不能得到的東西。尤其是對於剛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輕人來説,這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認識。

可是,社會也不能迴避自己的責任。我們應該真正廓清生活中無數不合理的東西,讓陽光照亮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輕人走向正軌,讓他們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讓他們的理想得以實現。祖國的未來屬於年輕的一代,祖國的未來也得指靠他們!

當然,作為青年人自己來説,重要的是正確對待理想和現實生活。哪怕你的追求是正當的,也不能通過邪門歪道去實現啊!而且一旦摔了跤,反過來會給人造成一種多大的痛苦;甚至能毀掉人的一生!

從這幾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路遙在人物與“生活”之間搖擺的複雜心態。他試圖在生活與人之間,尋找一個“正確”的判斷標準,建構關於生活的“正當”的認知方式,指出生活的“正軌”之所在。問題是,所謂的“現實是不能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句話,本身就是對人和人的主體性的否定。雖然改變生活的結構和狀況,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但人的使命就在於積極地尋找改變生活的方式和途徑,而不是通過否定人的主體性,來逃避以“人的意志”來“轉移”現實生活的責任。

路遙在小説敍事中,一方面否定無情的“命運”對人的“擺佈”,一方面又替環境和現實説轉圜的話,進而説服無數的高加林接受現實:

高中畢業了,大學又沒考上,他只得回到自己已經有些陌生的土地上。當時的痛苦對這樣一個嚮往很高的青年人來説,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是通常人們説的命運擺佈人。國家目前正處於困難時期,不可能滿足所有公民的願望與要求。

路遙忽略了這樣一個常識,那就是,即便是一個全能的國家,也不可能神通廣大到無所不能的程度,也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職能和責任,並不是直接地“滿足所有公民的願望與要求”,而是給人們自己滿足自己的願望與要求提供自由的空間和平等的機會,提供它應該天經地義地提供的幫助和支持。

在小説的最後部分,路遙描寫了高加林離開縣委大院和縣城的痛苦心情——他步履踉蹌,神態麻木,“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許多歲”。他深感迷茫和絕望。然而,路遙卻讓高加林在回家的路上,進行一番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這一切怨誰呢?想來想去,他現在誰也不怨了,反而恨起了自己:他的悲劇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為了虛榮而拋棄了生活的原則,落了今天這個下場!他漸漸明白,如果他就這樣下去,他躲過了生活的這一次懲罰,也躲不過去下一次懲罰——那時候,他也許就被徹底毀滅了……

嚴峻的現實生活最能教育人,它使高加林此刻減少了一些狂熱,而增強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他進一步想:假如他跟黃亞萍去了南京,他這一輩子就會真的幸福嗎?他能不能就和他幻想的那樣在生活中平步青雲?亞萍會不會永遠愛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誰知有多少,以後根本無法保證她不再去愛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邊,就像甩張克南一樣。可是,如果他和巧珍結了婚,他就敢保證巧珍永遠會愛他。他們一輩子在農村生活苦一點,但會活得很幸福的……現在,他把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輕易地丟棄了!他做了昧良心的事!爸爸和德順爺的話應驗了,他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他攪亂了許多人的生活,也把自己的生活攪了個一塌糊塗……

就藝術性來看,這些話語顯得既不夠自然,也不真實,給人一種簡單而虛假、遊離而瑣屑的印象,缺乏藝術上的説服力。讀者在這裏聽到的,不是人物的話語和聲音,而是作者的話語和聲音,或者説是時代的話語和聲音。作者把時代的流行話語轉換成了自己的話語,又把這種轉換過來的話語強加給了人物。這種外在的、他者化的敍述和描寫,無疑是《人生》最嚴重的失誤和敗筆。

高加林對黃亞萍的質疑和對自己的否定,既不符合愛情心理學的一般規律,也不符合他此時此刻的特殊心境。高加林關於黃亞萍的愛情心理的想象,關於“幸福”的可能性的揣想,極不合情理。愛情,即便業已成為過去時態的愛情,也依然是值得感念和追懷的,就像馬丁·伊登在想到羅斯的愛情時所理解的那樣:“愛情是世間最美好的東西。”同時,他這個時候應該是心如死灰的狀態。一個人心亂如麻、茫無頭緒的時候,不大可能像組織做鑑定一樣,對自己的過錯和“悲劇”分析得那麼清楚。擺脱農村、進入城市,是高加林極為堅定的生活理想,他怎麼隨便就將它等同於“虛榮”,進而貶得一錢不值呢?這等於把高加林擺脱農村、走向城市的強烈願望和內在動力,全都消解掉了。

高加林的問題,也根本不是什麼“虛榮”的問題。他的生活願望和追求,完全是合理的。無論根據什麼樣的“生活原則”,人們都無法得出“虛榮”的結論,更不會將他的夢想的破滅,與“懲罰”關聯起來。唉!“懲罰”二字,用得實在太重了,然而,路遙竟然用了兩次,還饒上了一個更嚴重的“毀滅”。高加林的悲劇,主要是一種二元户籍制度下的社會悲劇。他自己固然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是,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外在的和社會性的,而不是內在的和個人性的。

賈雷德·戴蒙德在談到“個人危機”的時候,羅列了多種形式的“危機”,也提供了多種應對“危機”的方法。他所討論的“個人危機”,沒有一種是與高加林的“危機”相似的。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李爾王》和《麥克白》等作品中的人物,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和《愛瑪》等小説中的人物,麥爾維爾的《白鯨》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的人物,都必須替自己的命運負責,因為,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抉擇和生活的。簡·奧斯汀小説中的人物甚至從自己所生活的並不完美的環境裏,“找到了一種個人解放的途徑”。這些外國作品經典中人物的“危機”,屬於純粹意義上的“個人危機”。

然而,高加林所面對的“個人危機”,其實並不是個人的原因造成的,即不是由“珍愛之人生病、去世,或個人健康、職業、財務安全狀況的變動”造成的,而是主要由外部的社會原因造成的,因而,他所面對的“危機”,本質上屬於“社會危機”。面對這樣的危機,個人幾乎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對高加林來講,戴蒙德所説的“選擇的自由”,即“不受現實問題和責任的約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同樣,像路遙那樣,讓人物通過外在的“反省”來克服“個人危機”,也同樣是無效的。因為,作為一種包含着巨大痛苦的挫折和幻滅,高加林的個人危機和人生悲劇,註定很難輕輕鬆鬆地化解掉。長期而痛苦的精神煎熬在等着他。他未來的生活註定是沉重而痛苦的。想當初,在被剝奪了民辦教師資格的時候,他所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幾乎到了“不復堪命”的程度:在一個月的時間裏,他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在黑暗中大睜着眼睛”,直到黎明,才“眼裏噙着淚水睡着了”。這次被從縣城趕回農村,他所遭受的打擊和傷害只會更重,而不會更輕。所以,麻雀變成孔雀的可能性有多小,高加林完全從痛苦中輕輕鬆鬆擺脱出來的可能性就有多小。

事實上,從《人生》的那兩段來自《創業史》的關於“人生的道路”的題詞中,就可以看出來路遙在敍事觀念上可能存在的問題。他的敍事,從一開始,就包含着按照外在的抽象“原則”來訓誨人物和讀者的潛在動機。在長期形成的敍事邏輯和敍事模式中,這個“絕對正確”的原則,是高於個人的,也是高於人生具體的經驗的。在這個“原則”的審視下,個體的人永遠是不完美的,永遠是要犯錯的,永遠是有責任的,永遠是需要改造的。誰若拋棄了這個“原則”,誰就應該受到“懲罰”,誰就必須接受“毀滅”的命運。正是這樣的觀念,極大地弱化了《人生》的悲劇衝突,也極大地弱化了它的悲劇力量,最終使這部小説成為一部不純粹和不徹底的悲劇,一部中和形態的悲劇,即“正劇化的悲劇”。

從路遙對黃亞萍形象的塑造上,也能看出來他的經驗與觀念的捍格與衝突。本來,黃亞萍是一個像高加林一樣有自我意識的女性,一個個性意識非常成熟的人物。在當代文學作品中,這種像莎菲女士一樣個性獨立的女性,並不多見。在她的意識中,追求個人幸福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但是,路遙的想象和筆觸,完全沒有進入她的內心。他關於黃亞萍的心理描寫,都是外部視角的描寫,甚至是含着鄙夷態度和否定意味的描寫:“在這個縣城裏,黃亞萍可以算得上少數幾個‘現代青年’之一。在她看來,追求個人幸福是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權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親至愛的父親;他們只是從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應該是從愛情的角度看愛人。別説是她和克南現在還是戀愛關係;就是已經結婚了,她發現她實際上愛另外一個人,她也要和他離婚!”即便從正統的經典理論的角度看,黃亞萍的自我意識和愛情觀念,都是正確的,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的婚姻應該以愛情為前提和基礎的著名論斷。如果路遙能抱着理解的態度,用真正文學的方法,從內部來塑造這個人物,將她的情感和思想真實而深刻地展示出來,那麼,她的性格將會顯得更加豐滿,思想和情感也將顯得更加深沉,她的形象裏甚至會包藴着巨大的個性解放和思想啓蒙的意義。

然而,在路遙的敍述中,“現代青年”四個字是加了引號的。他也許不併不認為黃亞萍的觀念全然是錯誤的,但是,他也顯然並不認為她的個性主義表現是絕對合理的。畢竟,在很長的時間裏,壓抑和取消人的個性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習慣,而“個人主義”則是一個被嚴重污名化的概念。這種無意識性質的流行觀念,會潛在地影響路遙對人物的理解,影響他的敍事和描寫,最終使他未能塑造出一個充滿個性力量和啓蒙精神的現代女性形象。

路遙在《答〈延河〉編輯部問》中説:“我常常選擇我自己體驗最深的生活題材來表現,比如《在困難的日子裏》《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沒有困難時期在學校的那段生活體驗,我就不可能進行《在困難的日子裏》的創作。如果我沒有從農村到城市這樣的生活經歷和這個經歷過程中的各種體驗,我也就不可能寫出《人生》。實際上,作為故事來説,我聽過無數比這兩個作品更為有趣的故事,但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沒有深切的體驗,因此這些故事再絕妙我也不可能寫好。當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體驗都可以作為寫作題材的。”

根據自己的經驗來寫作,是路遙在寫作範式轉換和經驗成熟的一個標誌。

但是,在《在困難的日子裏》和《人生》等作品中,他並沒有平衡地處理好觀念與經驗的關係,遂使僵硬而抽象的觀念,干擾了他對經驗的真實敍寫。

只有到了《平凡的世界》,他才較好地解決了經驗與觀念的衝突,才讓客觀化的真實經驗主導着敍事,從而極大地擺脱了抽象觀念對小説敍事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