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穎vs走走:城市小説的現代性
來源:收穫(微信公眾號) | 唐穎 走走  2020年10月16日07:41
關鍵詞:唐穎 城市小説

唐穎:上海出生,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協會員,上海作協理事。以書寫都市題材小説聞名,被認為是寫上海“寫得最準確的作家之一”。在《收穫》《作家》等重要文學刊物發表小説四十幾部。出版有長篇小説《美國來的妻子》《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上東城晚宴》《家餚》等,中短篇小説集《麗人公寓》《無性伴侶》《多情一代男》《純色的沙拉》《瞬間之旅――我的東南亞》《紅顏――我的上海》《冬天我們跳舞》等。《紅顏》被改編電影《做頭》。編劇並導演話劇《小世界》。

走走,作家,資深編輯,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創意寫作博士在讀,數字人文-大數據文本分析軟件“一葉故事薈”創始人。著有多部小説作品。

走走:一座城市對於一個作家來説,常常是其創作的源泉,像倫敦之於狄更斯,巴黎之於雨果和波德萊爾,都柏林之於喬伊斯,布拉格之於卡夫卡。三十年寫作生涯,你的三十多部作品基本都以描寫探求上海都市女性精神為背景。如果有部當代上海文學史,想要繞開你那是不可想象的。作為一個上海女作家,你在新加坡和美國長期工作、生活過;上次做講座時你又提到,你的先生張獻(著名獨立藝術家)上海出生,曾在雲南生活多年,雲南,尤其八十年代的雲南,給了你很多精神上的滋養,那麼一個在多處的別處生活過的文學視角,擁有不同的視距以後,你對曾經生長其間、現在仍然長期定居的上海,有沒有文學意義上不同的認識?因為在我們過去的閲讀記憶中,“上海文學”是有一些特定符號的。比如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哀怨算計的都市傳奇,茅盾筆下的上海是充滿躁動的十里洋場;穆時英筆下的上海是光怪陸離的小資生活;王安憶筆下的上海是懷舊不甘的市井小民……

唐穎:雖然出生成長於上海,卻一直想遠走高飛。我討厭自己成長的地方,我對上海的質疑和反叛遠遠超過我對她的熱愛,當然,其中也包含了我對上海的現實的逃避。我在一篇小説中寫道,這是一座反詩意的城市。這也是我對這座城市的真實感受。

最初,上海的參照空間便是雲南,就像我告訴你的,雲南給了我精神上的滋養。曾經,我把雲南視作遠離現實的伊甸園,這是八九十年代的雲南給我帶來的幻覺。因為張獻的緣故,我得以走入昆明以及昆明的藝術圈。張獻出生在上海,七十年代初因為母親工作的上海延安醫院內遷到昆明,全家人一起遷徙。八十年代初和張獻在上海相遇,那時他已經考入上戲又被上戲開除回到雲南。那時還有户口制,所以父母激烈反對我們的交往。那時,我和一般的上海人一樣覺得雲南遙遠,有點像蠻荒之地。因此不可知的異地帶來的阻隔以及異地本身造成的距離,我和張獻漸漸疏遠,直到有一天,他的雲南藝術家朋友孫式範(當時的職業是在歌舞團做舞台設計)來上海出差時探訪我。整整一個下午和晚上,他在和我聊雲南藝術圈包括張獻的故事。他還帶來藝術家們成羣結隊在雲南深山漫遊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男男女女奇裝異服(他們用歌舞團的道具服裝裝扮)襯着瀘沽湖的藍天白雲、滇南土林血紅的土地,向我傳遞出一個十分夢幻的世界。幾個月後,我便去了雲南,是以寫劇本做調查的名義和好友另一劇作者也是張獻上戲同學餘雲一起去的。還記得飛機降落後,行李從傳送帶出來時是落在露天的沙礫地的院子裏。張獻和孫式範來接機,在暗淡的路燈光下,只見兩個披肩長髮的高個子黑影在風中向我們飄蕩而來。他們倆用自行車把我們和行李一起駝到張獻的住處。

這雲南的開頭既粗糙又浪漫,之後所經歷的一切,也是日日更新,各種驚豔和刺激,是對於上海循規蹈矩的人生的顛覆。

我們跟着藝術家去原生態的少數民族寨子(如今是當代藝術家的“革命聖地”),在寨子沒有衞生條件的小旅館跳貼面舞。不過,在我去雲南的八零年代中期,昆明藝術圈最瘋狂的日子已經接近尾聲,藝術家們經歷了畢業後的失望崩潰頹廢,開始成熟入世試圖離開家園,他們需要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尋找出路。

那次雲南行,改變了我和張獻的人生,我原先認為無法克服的:比如户口比如工作比如房子等日常人生需要的必要條件,突然覺得不那麼重要了。雲南製造的幻覺,給了我冒險的勇氣,滿足了我對背棄乏味日常的嚮往。以後,只要有機會便要去雲南,去過濾我們在繁華都市的鬱悶和不得志。雖然我已經開始發表作品,但並沒有太安心寫作,當時的我覺得經歷比寫作更重要。仍然記得九零年代初和張獻回雲南,火車上遇到李劼,經歷了兩天兩夜的硬卧火車,眼看次日就到昆明,我們卻被大水阻隔圍困在貴陽,這一圍困竟達十天之久。我們到達昆明後才知,當時水城裏也逗留了所有從外地院校回昆明的藝術家們。後來看過著名的意大利電影《燦爛人生》,大水把人們困在佛羅倫薩,多年各奔東西的兄弟重逢……那些年發生的一切都是影像化的。那年夏天才經歷了時代風潮的我們,天天夜晚在昆明街頭大排檔和張曉剛毛旭輝他們聊藝術聊文學聊人生,每天一聊就是通宵。藝術家們讀了很多現代派詩歌和小説,在昆明感受的文化氣氛比上海要濃烈和前衞得多。回到上海還繼續與他們通信,他們的文字很有感染力,我當時做了很多筆記,卻在多次搬家中丟失了。那些年我們常和昆明朋友一起出門,也去大理麗江。那時,那兩個地方安靜極了。夜晚的麗江半空亮着幾盞燈,是老外在山上開的有書架的小酒吧,夜深熟睡時會被嘩嘩的山泉聲吵醒,納西人的土豆火腿砂鍋飯五塊錢一鍋另送泡菜和茶水。大理,更有一種懶洋洋的嬉皮風,穿中式窄腰短旗袍的藍眼睛女子坐在二層樓的茶館吸水煙,男人們在西藏人尼瑪開的青年旅館的泳池邊上打着赤膊露着金色胸毛在曬太陽,住只收十元人民幣的大通鋪,尼瑪的公共淋浴房是粗龍頭的冷水管子。夜晚洋人街的酒吧瀰漫大麻香,藝術家們把酒吧桌子搬到街中央長長一條,桌上擺滿酒,總是混着不同面孔的洋人,雲南人給法國女人取名“法翠花”,在那樣的氛圍裏,你會懼怕回到上海的現實中。

九十年代後期,雲南的藝術家相繼出名並且出了大名,按照當代藝術領軍人張曉剛的説法,正是昆明的前衞氣氛先在生活方式上給予他們先鋒意識。然而成名後的他們遠不如當年那麼好玩,也因為他們走向中年和青春告別,不再那麼熱衷製造浪漫氣場,不管願不願意,名聲把他們帶到了名利場。

那時,我和張獻有了屬於自己的寓所,也開始走出國門。如果説雲南屬於狂亂的年輕歲月,那麼,隨着生活的安定,尤其是有了孩子,我們必須過有規律的成人生活。整天陪伴孩子在家,正是從那時開始,我的精神聚焦在寫作上。

走走:你的長篇《上東城晚宴》對應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相得益彰,比如里約和郝莉一樣,身上都有一種居無定所的漂泊感;潛意識裏,里約想要替死去的女友天蘭恣肆地活上一段,郝莉追求的主要目標則是錢和名,但兩個女性都希望自己在追求所欲的過程中保持住自尊心。改一改郝莉的話,我覺得里約應該會説出這樣的心聲,“我希望有一天早晨在於連身邊醒來時,我仍舊是我。”“我會仍舊是我”,這種骨子裏對“不會失去自己”的堅信,讓里約能拖上行李箱,從紐約頭也不回地逃離,儘管每晚需要大量安眠藥,仍算抽身而退。我覺得這兩個女性的眼神一定都很清澈,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最後結局,你給里約安排了世俗意義上穩妥安全的歸宿。有家,有工作,有愛人,有孩子,看似幸福地生活。那麼,為什麼還要安排里約和於連再次地相遇?這個讓里約再次濕了臉頰的收尾,隱匿了不好言説的結局……

唐穎:説起來,是卡波蒂另一部長篇《應許的祈禱》給予我寫上東城故事的靈感。卡波蒂時尚又才華橫溢還是個gay,是當年紐約上流社會的寵兒。他穿梭於名流人家,他動筆寫《應許的祈禱》是企望寫出一部普魯斯特“追憶逝水流年”這樣的經典。這本書披露了紐約名流的醜聞,在連載時得罪了紐約的上流社會而受到杯葛,卡波蒂書稿未完成就去世了。我才讀這本書到一半,便按捺不住自己的寫作衝動,這本書喚醒了沉睡在我心裏的一些人一些事,我是先有了“上東城晚宴”這個書名,再來寫這個故事,當然也因為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給予我很深的印象。雖然我創作時並沒有特意用里約去對應卡波蒂的郝莉,但兩位女子都是從不同地方來紐約尋夢,都想在這座超級大都市給自己一個非同尋常的人生。郝莉從小鎮來到紐約沒有依靠,只能隨波逐流,且行且生活。有意思的是,她寧願用身體交換生存,也不願輕易將“自我”去交換“成為明星”,因為走向明星的途中有許多規則要遵守,赫莉的天性將被束縛!我曾經遇到一位頗有聲名的歌者,她告訴我,當年她離開家鄉出來闖蕩,帶着寧願用身體出賣也不會出賣音樂的倔強,我當時是有些震驚的。在中國紀錄片先驅吳文光的《流浪北京》裏,女畫家張夏平也有過一句振聾發聵在圈子裏傳播很久的金句“賣X也不賣畫”!在這些前衞女性觀念裏,有比貞操更重要的東西。如果你説,金錢並不重要會獲得很多讚許,儘管他們的人生從來是視金錢為第一,但道德觀是不會讓他們承認的。可是如果有女子表達貞操並不重要,卻會激怒整個道德社會。我們的郝莉便是一個視“自由”重要過“貞操”的女子,這便是郝莉這個形象獨具光芒的地方,人物的前衞性使她至今仍然能吸引現代人。雖然這本書寫就於上世紀五十年代。

而里約是生活在二十世紀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女子,她沒有生存問題,卻在情感路途上格外迷惘,種種糾纏都在心理層面,然而要獲得紐約的精彩人生,里約沒有孤注一擲的勇氣,因為她是從上海這座大城市過來,她是個被大城市規則漂洗過的、野性早已被盪滌的、理性永遠不會徹底喪失的女性,所以她不會潰敗到沒有退路。然而,這有退路的人生卻是千瘡百孔,令她失去幸福感,我讓里約仍然保有脆弱和敏感,最後的淚濕表明她還沒有忘情。如果還能憂傷,她的內心將和現實保持距離,精神不會淪落於麻木中,或者説,她將一直擁有內心生活。我非常喜歡你用這樣的句子形容,“我覺得這兩個女性的眼神一定都很清澈,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寶貴的正是,歸來仍是少年,那清澈的眼神還有可能再燃焰火,生命的光芒就是在冒險中,在淚水中,而不是“歲月靜好”。

走走:《收穫》主編、作家程永新曾經這樣評價:“唐穎始終憑着女性的直覺、敏感和智性,捕捉生活行進過程中的現代性,與同代作家相比,她似乎懷有更大的熱忱去表現生活時尚內容。”很多文學評論強調的“現代性”,其實只是一個概念,而忽視了這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現代”這個詞本身,含有的就是一種相對主義的取向。大家總是説你有一種“永不過時”的“時尚”的能力,我覺得之所以永不過時,除了因為你筆下的人物都有一種在道德與慾望、理性與感性、個人與社會、歷史和現實、東方和西方、有性無愛以及有愛無性……之間搖擺的相對性以外,還把握住了過渡、短暫、偶然,就像《初夜》中蝶來的人生軌跡――下鄉、考大學、悔婚、讀研究生、留學、戀愛、結婚、生子,在這條軌跡之下,你同時把握住了更為永恆和不變的精神層面上的——躁動、迷惘和焦慮。另外,你總是巧妙地選擇兩個城市,上海與新加坡,或者,上海與紐約,我覺得這種在城市之間切換的自由,最能體現現代生活方式。她們將現代商業都市當做審美對象,置身其中但又得以保持微妙距離。所以,你幾乎所有的文本都彰顯出一種現代性態度,既具有時間的當下性,又具備空間的敞開性。人物在敍述的當下時刻,時時反思自己的所願、所思、所行,事實上她們總在反抗自己的理性。我覺得這是為什麼你筆下的上海女性特別有活力,特別不安於室的原因。

唐穎:“這種在城市之間切換的自由,最能體現現代生活方式……既具有時間的當下性,又具備空間的敞開性。”這讓讓我想起英國著名作家大衞.洛奇的一段話,“我們的文明是輕便旅行箱構成的文明,是永遠分離的文明。”文明的標誌之一,是交通便捷,才有可能去遠方。因為可以去遠方才會有分離。“輕便旅行箱”成了一種象徵,某一地的邂逅延伸出關係,卻又是短暫的,不斷的分離成了現代人內心的一道道劃痕,

我書中的人物幾乎是跟着我自己的腳步,行走在不同城市。

2000年我從紐約回來不久又去了新加坡,我和新加坡國家電視台新傳媒簽了一年職業編劇合約。人們都説新加坡是個很悶的城市,可我沒有這種感覺,也許我是個異地人,我對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充滿好奇,有探索的熱情。異國他鄉的陌生感讓自己的感覺驚醒着。無論是在紐約還是新加坡,常有這樣的片刻,我坐在地鐵或巴士站等車,車子來了又去,剩下我一人,陌生的空曠令我遐想,也有些迷惘,昨天和今天有了清晰的界限,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氣候、文化氛圍都變了,昨天突然遙遠起來,流逝感那麼強烈,在失去中想要抓住什麼,所有這些感觸在影響我,就像不同的食物給我不同營養和生理變化。

是的,“現代”有一種“相對主義取向”,在享受現代文明同時也一定會遭遇文明帶給我們的困惑和迷惘。大概,很難再有“歲月靜好”這一説了。“輕便旅行箱”讓你感受生命不可承受之輕,感受偶然的吸引和不可把握,也因此感受生命虛無的一面。

走走:《瞬間之旅》也好,《迷途》也好,關鍵都不在於探討成年女性撕心裂肺的情愛或者婚外戀,講的卻是生活如何以一種水滴石穿的方式,不易察覺地,按部就班地,腐蝕掉那些自以為-是的美好。你的小説結局一般柔和,人們總是能重新找到和自己、和他人相處的平衡點,接受眼前的現實和下一步的命運。這是你對人生的總體看法嗎?覺得那樣生活可以容易一些,就像《上東城晚宴》裏你給里約安排的丈夫、孩子、糕餅店一樣?

唐穎:沒錯,滴水石穿!劃痕看起來很淺,但一次又一次的累積,就成了無法平整的傷疤。往往是在不為生存掙扎的光滑的日子,人會變得脆弱,神經末梢的疼痛才會感觸,就像契柯夫的戲劇和小説,都是在茶炊旁世界毀滅了!大師這麼認為,“得像生活裏那樣複雜,同時又那樣簡單,人們吃飯,僅僅吃飯,可是這個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又或者他們的生活毀掉了。”也許我更擅長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隱藏的可以稱為“池水微瀾”的潛在衝突。雖然,為生存掙扎的故事更為悲壯,但中國寫這一類題材的小説很多也很優秀。在偏僻又封閉的鄉村,會產生驚心動魄的血淚故事。在城市的政治運動中,也不乏充滿血腥的悲劇。然而,我們人生的更多時光是在另一種狀態下度過,平淡的按部就班的,卻又無法鬆懈而步步為營。城市生活太具體太現實,如果要逃脱為生存掙扎的人生,必然要進入某種規則和次序的軌道上。這樣的生活雖然免於風險卻也庸常無聊,真是滴水石穿在腐蝕你身上空靈又脆弱的那一部分。村上春樹的那些短篇常有一些讓人潸然淚下的片段。《窗》這部小短篇裏,“我”這位大學男生找到一份奇怪的課餘工:與陌生人通信並對通信者進行“信”的講評和指導。直到他多年後回想,才明白她們(或者他們)都很寂寞,只是想向誰寫點什麼。在他寫了一年信離開這份工作時受到其中一位通信者的邀請,她請他去家裏吃她做的漢堡包。那是個年輕的家庭主婦,曾在信裏向他生動描繪漢堡牛肉餅,使得男生饞涎欲滴去漢堡店尋找卻不得,因為漢堡店的漢堡五花八門,各種風味,唯獨沒有一份普普通通如通信者所描繪的漢堡牛肉餅。

主婦的漢堡沒有讓年輕人失望,“漢堡牛肉餅味道無可挑剔,香辣恰到好處,焦得一聲脆響的底面掛滿肉汁,調味料也正合適,”男生吃完漢堡喝了咖啡聽主婦聊了身世包括聽她喜歡的音樂,她似乎意猶未盡還想留他。她告訴他,“你或許是僅僅為完成工作定額寫的,不過那裏面有顆心放進去,我覺得。全部整理保存着呢,時不時拿出來看一遍。”

十年後,男生每次乘坐小田急線電車從她公寓附近通過,仍然想起她,想起一咬有脆響的漢堡牛肉餅,望着鐵路兩邊的公寓樓,猜想哪個窗口是她家,她是否還住在那裏,還是獨自一人聽巴特.巴卡拉克唱片?現在這個已經是三十二歲的男人心中只有一個困惑,那天他是否應該和她睡?

走走:你的小説總是能從一個或一羣女人的內心失序,間接反映出整個時代的慾望變遷。和這一個或這一羣女人相對比的,總是有一個失意的或者一羣鬱郁不得志的男人。《美國來的妻子》裏,元明清與時代的隔閡是因為堅守了舊時代的價值觀而遠遠被拋在汪文君身後;到了《上東城晚宴》,那些掙扎在窮困邊緣的藝術家們,當年恰恰是因為遵從了時代的需求,才墜入失落之境。能否這麼説,你特別偏愛女性,從小説的角度給了她們很多自由?自由其實與幸福生活沒有必然聯繫。《上東城晚宴》裏,你給了里約很多的自由,但卻讓她遭遇了有生以來最大一次喪失自我的危機。你通過一個成功進入上流社會的於連式的藝術家的指引,一步步帶領里約深入自己內心的肌理,虛榮、嫉妒、好勝、不甘,一點一滴發掘她內心的惶恐與不安。然後到了結局部分,我發現你對人物的道德感本身還是在意的(也許是潛意識?)你其實提出了一種假設:如果性愛不是自由的,如果情愛不是自由的,生活反而是靜好的。(這是我覺得尤其意味深長的部分,最終,你本人所堅守的,仍然是傳統時代的價值觀?)

唐穎:我想,我的確偏愛女性人物,或者説,我生活中遇到的女子都很不一般,她們內心強大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女性。上海女人多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我覺得我們經歷過的畸形時代,對男人的傷害其實更大。他們變得膽小畏縮,混着庸碌人生。而元明清算是他們中的有頭腦者,他是自己選擇退守的人生,潔身自好,因為看透成功和名利如浮雲,更因為看透時代變化的無常,深感大城小民的卑微無力,他是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他的內心與身體所處的日常人生保持着距離和嘲諷,不肯接受年輕女孩的愛,因為已經知道結局。這麼世故和冷靜,簡直是精神上的慢性自殺者。

上海男人裏的那些獨行者,為了不讓自己沉淪而走出國門。《阿飛街女生》裏的宋子晨,《初夜》裏的海蔘,他們這樣的男生往往是女生的助力,我發現這種類型的上海男人還保有紳士般的對女性的尊重,他們比較開明,懂得欣賞有精神內涵行事獨立的女性,也因為有這樣的上海男人,才使身邊的女人開放自我。

好像,只有在《上東城晚宴》裏我給了里約一個安靜體面的歸宿,這更像是在為里約爭一口氣,如此強悍的對手面前,她可不能輸得太慘!

你指出“自由其實與幸福生活沒有必然聯繫”,這正是門羅在《逃離》這一著名短篇小説裏的洞察。大學女教授西爾維亞幫助她的僱工年輕的女孩卡拉逃離讓她壓抑的丈夫,然而卡拉卻在長途巴士駛離家鄉附近的小鎮、開上去多倫多的高速公路之際,要求下車,出走沒有成功,她又回到了丈夫身邊。這之後西爾維亞給卡拉的信中説道,她誤認為卡拉的幸福和自由是二而一的,而她那麼希望卡拉幸福。卡拉沒有接受已經在眼前的自由,當她拿着西爾維亞的資助,坐上長途巴士時,她卻恐慌了:對莫測的前途害怕,對陌生的多倫多害怕,她認為自己無法融入給予她充分自由的生活裏,她在巴士上想到未來生活的畫面時都有丈夫克拉克的身影,她的情感仍然駐留在丈夫身邊。可是,回來後的卡拉卻不再是原來的卡拉,“她像是肺裏什麼地方扎進一根致命的刺。”因為,她在西爾維亞的信裏看到另一個真相,她心愛的小白羊出逃後恰恰在卡拉重新迴歸家庭時回來過,但丈夫把小白羊殺死了。卡拉仍然和丈夫在一起,卻每天在心裏抵抗“朝那一帶走去”的誘惑。這種深刻的悲劇性瀰漫在門羅的每個短篇裏,想要出走和出走的女人,她們的內心失序後,還能回到原來的生活裏嗎?

里約作為單身女性來到紐約,她有足夠多的自由,她希望揮霍這個自由。問題正是,自由沒有給她帶來幸福,她愛上了不該愛的人,她給自己戴上了枷鎖。里約曾經另有一個備胎,那就是已經離婚的前夫,他們互相開玩笑説,如果老了,彼此還單身着,還可以復婚。這樣的婚姻可能不是迴歸傳統,而是解決人類孤單的問題,結伴生活,繁衍後代,行為上是傳統的,但本質上是自我的,為了解決“孤獨”和“寂寞”,所以,里約走向婚姻仍然是現代人利己的方式,她在婚姻裏安個身,精神卻在“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