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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對立的越相像——魯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
來源:“三聯韜奮書店”微信公眾號 | 黃堅  2020年10月22日08:41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紹興周家台門裏多數人都相處得不太好,但發展到對立程度的,只有魯迅。

魯迅在公開的文字裏,從沒提到過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卻多次出現在他的筆端,並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如果據此以為魯迅的祖父在魯迅生命中,是個無足輕重的人,那就被魯迅“誤導”了。事實恰恰相反,在魯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對魯迅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如果這個名額不是歸於周作人的話。

魯迅出生的時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補。這是一段痛苦、難熬的時光。所以當長孫出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時年44歲)的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據説消息傳到時,適逢張之洞來拜訪——這是個很有疑問的據説——於是周福清給新生孫兒取名為“張”,即乳名,或小名,並由“張”字根據同音異義的慣常做法,聯想到樟樹的樟,於是給孫兒取學名為樟壽,這是魯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説原名。再由樟字聯想到豫章(是否與曾在江西為官有關?),給孫兒取字為豫山。本來,按最早的説法,名是幼時所取,字則要到成年時才有,所謂“幼名冠字”,但看來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嬰兒已經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腦給孫兒取的小名、學名和字,從以後來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壽這個本名或原名,最終廢棄不用,被周樹人給取代了(現在大家都把周樹人看作魯迅的原名,其實嚴格説不是)。字呢,由於豫山諧音雨傘,使年幼的魯迅經常遭到同伴取笑,説,嗬,雨傘來了,於是魯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為豫亭,這個改動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脱離跟雨的干係:“雨停”。不多久又改為豫才,這才終於擺脱了“雨”的糾纏,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錘定音。豫才這個名字後來用得較多,如章太炎等魯迅早期師友和同事,比他年長些的,或與他年紀相仿的,都習慣對他以豫才相稱,魯迅自己也蠻喜歡這個名字,直到臨終前都在用它。

表面上看,周福清給長孫取的名字,後來都不太為人所知,似乎歸於失敗了,但其實,周樹人這個現在被介紹為魯迅原名的名字,顯然跟周福清最初給魯迅所取的名字,有明顯的淵源關係。我甚至懷疑魯迅的“迅”字,除了別的意思和起因外,從根源上説,也跟“樹”有關。

可見,魯迅生命中並非無足輕重的東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聯繫在一起了,並且伴隨了他的一生。

但這部分關聯性,在魯迅的生命中,在魯迅與其祖父的關係上,只能説是序曲性的。魯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開的。

1903年3月,剪辮之後的魯迅攝於東京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鄉探親,這應該是周福清第一次見到自己的長孫,也是當時唯一的孫兒(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兩三歲的周樟壽,顯然無法對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魯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見面,已是十年後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喪,這年魯迅已有十三四歲了。

魯迅跟祖父見面、相處的時間不長,因為就在這年七月,發生了哄動一時的“周福清科場賄賂案”。這起案件在當時如此地影響一時,以至於《清史稿·德宗本紀》裏還帶了一筆: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員周福清於考官途次函通關節,擬杖流,改斬監候。

這件事情對於魯迅一生的影響,早已眾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發不久,即投案自首,隨後被關入杭州監獄。根據現有資料,魯迅除了第一次專程探望外,後來只在有限的幾次於學校與紹興的往返途中,去監獄看望過祖父。後來魯迅到日本留學,第二年暑假回國時,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孫倆在家裏還見過一次。總而言之,魯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來見面的時間,最多隻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處時間最短的一個。

這會不會影響到魯迅與祖父的情感關係?

1946年10月,周建人寫了一篇《魯迅去世已經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講述了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係,將倆人作了一番比較。周建人在文章中説:“魯迅非常與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歡祖父”,“魯迅不喜歡他的祖父”。後來,在1949年後寫的一篇文章裏,周建人又有“魯迅與他(指周福清)的關係不很好,他們見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話語。

魯迅與祖父關係不好,有什麼例證?

在周建人口述、周曄編寫的《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中,有幾件事情,可以看出魯迅與周福清的關係狀態。

烏大菱殼的故事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回家探親。順便説一句,這次回家,對魯迅來説,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嶺,因為他和朱安的婚事,就在這次回家中確定,雖然倆人的正式結婚,完成於三年後的1906年。去國之後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周作人時在南京讀書,也正好趁暑假回家),讓三兄弟歡欣不已。

我們三兄弟的話是説不完的,從樓上説到樓下,從樓下説到廊夏,從廊夏説到明堂。有一天黃昏,我們三人站在桂花明堂裏,又在談論些什麼。祖父從房裏出來,站在階沿上,笑嘻嘻地對我們説:“烏大菱殼汆到一起來了!”

“烏大菱殼”是紹興方言,意思是沒用的垃圾或廢物。

我們明白祖父又在罵人了,罵我們是廢物。我的兩個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渾然不覺,又轉身回房裏去了。我們三兄弟給他一罵,興趣索然,三人分頭走散。

其實,在中國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今天,父子之間,祖孫之間,脱口説出諸如“小兔崽子”或“小王八蛋”之類的粗話,乃是習以為常的事,其真實的語意,不但不是罵人,反而是在表達一種親切、親暱的意味。魯迅寫《論“他媽的”》,結尾處説到中國父子間,以“他媽的”意謂“親愛的”,正與此類同。從周建人的敍述情況看,周福清當時的意思,也是如此。不過,這種玩笑、戲謔的表達,通常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前提,即雙方之間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礎和默契,否則,即容易滋生惡意,自討沒趣,產生對立。周福清顯然忽略了,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時在兒孫輩心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象,貿貿然衝口而出,自以為是善意的親熱,結果卻招致“恨恨的瞥視”。

魯迅手抄祖父周福清詩集《桐華閣詩抄》。魯迅當時十七歲。

魯迅與祖父的關係,還可以從兩幅輓聯中看出端倪。

一幅是周福清寫給自己的長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的,寫的是:

世間最苦孤兒,誰料你遽拋妻孥,頓成大覺

地下若逢爾母,為道我不能教養,深負遺言

對此輓聯,魯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有一句話説:

他的孫兒對這輓聯深致不滿,意謂:“人已死了,還不饒恕嗎!”

“饒恕”二字,應該是對輓聯中的“不能教養”所説。而輓聯中的“不能教養”,則很有可能是暗指、針對周伯宜沒有考取舉人和生病後吸食鴉片致死而言。

周冠五沒有説是哪位孫兒,但在魯迅兄弟三人中,有可能説出這番怨言的,首先要想到魯迅(語氣也最像)。

另一幅輓聯是周福清寫給他自己的,內容是: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無補,世間何時立綱常

對祖父一向沒什麼介蒂的周建人,在祖父的喪事辦完後才發現這幅輓聯,他拿出這幅他覺得字寫得很好的輓聯給大哥看,並説,“可惜我早沒有看到,不然的話,在喪事中可以在靈堂裏掛一掛。”魯迅的回答卻是:“這是在罵人。”

細看一下週福清的這幅自輓聯,其主要含意,與其説是在罵人,無如説是自傷,當然其中肯定有些許憤激的情緒,魯迅卻一眼看出是在罵人,而且好像只有罵人,這不能不説有某種先入之見在起作用。所以,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這回沒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權威解釋,“我聽了大哥的解釋,覺得有道理,可是又覺得我們也許沒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這實際是對魯迅所作解釋的委婉異議。

魯迅對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也有點駭人聽聞的舉動,是把周福清堅持寫了幾十年的日記付之一炬!

周建人的書中,有一段生動而傳神的記述:

燒到我祖父的日記時,我有點猶豫了。

我沒有看過祖父的日記,他寫了些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紅條十行紙寫的,線裝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兩大疊,字跡娟秀。

我問大哥:“這日記也燒掉嗎?”

他説:“是的。”他問我:“你看過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看。”我回答。

“我這次來翻了翻,好像沒有多大意思,寫了買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間吵架呀,有什麼意思?”

我想總不會都寫姨太太吧,想起祖父臨終前發高燒的時候,還在記日記,就告訴大哥説:“他一直記到臨終前一天。”

“東西太多,帶不走,還是燒了吧!”

這兩大疊日記本,足足燒了兩天。

周建人對於他大哥,總是崇敬而温順的,即使有所不滿,最多也只是默默無言而已。上述這段隱含不露、極為簡略的文字,其實已經反映出兄弟二人對於祖父情感的明顯差異。

不管怎麼説,周福清畢竟是點過翰林的人,他所遭遇的“科場賄賂案”,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記中有所記錄和反映。無論如何,周福清記載了數十年的日記,至少是一份晚清時期的士人私人史。雖然今人對於周福清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源於對於魯迅的興趣(但別忘了,至少還有一個周作人),然而,恰恰是魯迅,把本來對於他和他的家族認識有關的一份背景材料,焚燒一空。

魯迅焚燒祖父日記,在其舉家北遷之時,即1919年年底。這次焚燒事件,是否跟《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有關呢?

魯迅對於其祖父周福清的這種疏離、反感和排斥,在他倆最後一次見面時,也清晰地反映出來。仍是周冠五所著《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書中,《我的雜憶》一段,有如下一段文字:

年紀大的人感到他(指魯迅)脾氣古怪,很討厭他,他對老的人更加討厭,不願和他們見面,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有一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在他父親房裏,魯迅從日本放假回來陪我們很歡樂的談話,他還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點衝開水叫大家嚐嚐,又拿香煙和麥爾登糖出來,分給大家吃。這時他祖父喚他:“阿樟”,他趕緊出去,祖父問他:“阿樟,日本人的社會情況怎麼樣?和中國比較怎樣?”魯迅回答四個字:“沒有什麼!”馬上轉頭就走了。

這是魯迅跟周福清的最後一次見面,那時周福清已是台門裏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當時魯迅已從弘文學院畢業,準備前往仙台醫專就讀,期間正在辦理相關入學手續,魯迅沒有回國為祖父奔喪。

三十年後,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魯迅學習中國小説史,在閒聊中,增田涉發現了魯迅對其祖父的某種感情傾向:

魯迅説過,他做小孩子的時候,因為讀書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責。但是,他又説,因為讀《西遊記》,開始覺得書本有趣,所以讀起書來。他還説,祖父由進士而成為翰林是經過國家最高級考試的,大概可説是有學問的人吧。他是受過這樣的祖父的許多責備的,但是後來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員,有機會看見部裏保管的從前進士的試卷,他從其中發現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讀了,而那文章並不高明。聽了這話,我感覺到那是小孩時受嚴厲斥責對於祖父的報復口吻。這兒,也可以看到他那種不服輸的性格。(增田涉《魯迅的印象·蘇曼殊是魯迅的朋友》)

增田涉所説魯迅看到祖父進士的試卷,指的是周福清殿試時的策論,是許壽裳在工作時發現的,當時的《魯迅日記》裏有記載:

季巿搜清殿試策,得先祖父卷,見歸。(《魯迅日記》1912年9月21日)

魯迅説到祖父周福清時,當時是一副什麼樣的神情,讓增田涉這位日本青年,竟然從中讀出了“報復”的感覺?

如果比較一下魯迅三兄弟對於祖父周福清的態度,我們會發現,周作人相比於魯迅,顯然要平和一些。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本來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與魯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去南京水師學堂讀書了,於是周福清讓周作人頂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後來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説:

祖父雖然在最初的風暴裏(指周福清在魯迅曾祖母的喪事中的粗暴表現)顯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邊的一年有半,卻還並不怎樣,……卻並不對於我生氣,所以容易應付。……總之我在他旁邊過來的一年半的日子,實在要算平穩的,覺得別無什麼要訴説的事。

周福清對周作人所做的最為苛刻的事,是叫他去菜市場買豆腐時,也必須得穿上長衫。這讓周作人很受不了,使他產生了脱逃家庭,前往南京讀書的念頭。(《知堂回想錄·脱逃》)

周福清去世時,周作人剛好從南京學堂回家。於是,他便頂替大哥魯迅作為承重孫(周作人猜想,因為小叔伯升是庶出,所以,喪儀由承重孫來出面)。周作人筆下,對於家族裏的眾多人士,皆有臧否褒貶,但對於祖父的敍述、評議尚算公允持中,説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沒有魯迅的激烈姿態和舉動。

也許真是越有才華越難相處,魯迅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對於祖父的態度最為正面。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與祖父相處時間最久的一個。他對祖父的記憶和描述,幾乎完全是正面和温馨的,直到晚年,周建人仍然稱祖父是“慈祥而可愛的老人”。《魯迅故家的敗落》一書中,讓人難忘的細節之一,是周福清鼓勵周建人玩風箏,並親自“戲棍”給周建人看(時周福清已年逾花甲),沒有一絲一毫所謂大家長的威嚴和古板,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國的祖孫怡樂圖。

最明顯的差異是,祖父周福清幾乎從未在魯迅筆下出現,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祖父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生動豐富的形象。

那麼,魯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間,多少帶有“敵意”的狀態,原因是什麼呢?

周建人在他的文章裏,對魯迅何以跟祖父關係不好,作了幾點分析。

他認為首先是思想的差異。

魯迅與其祖父思想的差異,是自不待言的事。思想的差異,當然有可能造成關係的隔膜和疏遠,但卻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對立和敵意。魯迅去南京學堂讀書,是靠了叔祖周慶蕃的關係,但這位叔祖,卻是一位思想頗為落後——據周作人後來的記述,此人道德好像也有問題——的人士。正是這位叔祖,幫魯迅改名為周樹人,名字改得不錯,但改名的理由,卻有些可笑,他認為進洋學堂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宜用族譜上的正式名字。後來,這位叔祖因為魯迅愛看維新派的書籍,擔心魯迅思想出問題,就要魯迅抄寫守舊大臣許應騤(許廣平祖父)的奏章。但魯迅對這位叔祖,雖曾有過微詞,感情上卻似乎沒有什麼敵意。

相比於叔祖周慶蕃,魯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開明和先進的,當然,其中過時的東西也不少,尤其是孝道。

魯迅與祖父的思想差異,也許肯定在兩人的關係中,起了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程度,不應被過分想象和誇大。

周建人所説的第二個原因,是祖父的好罵人。“祖父極喜歡罵人,……魯迅聽了也不大舒服,這些也就是不大喜歡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現實、也很直接的原因,不管你有怎樣的地位和高見,如果每天總是喋喋不休以罵人的方式來傳道施教,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乃至心懷怨恨。

周建人所説的第三個原因,聽上去有點特別:納妾。據説周福清前後有過三房妾室。周福清1894年回家,又帶回一位與其小女年齡相若的潘氏。魯迅為何對祖父的納妾特別反感,這多少有點讓人好奇(也許跟他對蔣氏祖母的感情有關)。焚燒祖父日記時,魯迅就特別強調了姨太太。魯迅日後所寫雜文及其他作品中,有多處攻擊中國男人納妾的文字,給人印象深刻。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對於祖父帶回來的妾室潘氏,像對其祖父一樣,從未在筆下,乃至口頭提到過,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書中,對潘氏卻留下了頗為細緻而生動的敍述,並被塑造為一種值得同情的形象。周作人在數十年後還給她寫過幾行詩,周建人則始終尊敬地稱她為“泮(潘)庶祖母”。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筆下,不約而同地呈現為一位風流倜儻、非常鮮亮、非常聰明、極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身世和舉止,很難讓人不為之心生感慨。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跟這位年齡相近的小叔,建立了真摯的超越一般叔侄關係的情誼,並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而魯迅對於這位小叔,迄今為止留下的全部筆跡,是《魯迅日記》裏的三句話——前兩次是“得升叔信,九江發”,最後一次是“三弟來信,言升叔歿於南京。”還有就是在得知周伯升死訊後,《致許壽裳》(1918年3月10日)書信裏的幾句:

家叔(案即周伯升)曠達,自由行動數十年而逝,僕殊羨其福氣。至於善後,則殆無從措手。既須謀食,更不遐清理糾葛,徜復紛紜,會當犧牲老屋,率眷屬拱手讓之耳。(後面幾句,我不敢十分肯定是否與周伯升之死有關)

跟他兩位兄弟相比,魯迅對小叔伯升的態度,很難説不跟魯迅對於祖父納妾的心理有關。

除此之外,魯迅跟祖父之間的情感狀態,呈現出負面性的一面,是否還跟其它有關呢?

科場案

由於祖父犯下的科場賄賂案,給魯迅整個家庭,乃至家族帶來的影響,已是一件廣為人知的事,這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一個關鍵和重要原因,而且是源頭性的原因。對於這件事情,當時人和後來人,基本持了一種大致相近的看法。華人學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説:“所以周福清圖賄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罰才可怪。”(《關於周福清的史料》,原載1957年12月31日台灣出版的《大陸雜誌》,轉見於《魯迅研究資料》7),這其實基本反映了一種歷來的公論。周福清從犯案到案發,從歷史情境的角度看,更像是一樁“擊鼓傳花”遊戲和俄羅斯輪盤賭的結果。然而雖説如此,作為與事無涉的旁觀者,容易持客觀、平允之論,表以同情心,但作為案件利害直接相關人,尤其是對年方青少、正值敏感之時的魯迅來説,此事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就真是不足為他人道也!這也跟魯迅的個性緊密相聯,共同作用。周作人曾在文中説:“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着什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他後來説:曾在那裏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説乞丐。……這個刺激的影響很不輕。”(《魯迅的青年時代·避難》)

驟然遭遇家庭變故的人很多,但造成魯迅式效果的,卻很罕見。也許魯迅在平靜、理性的心情下,也能達到像一般人對於祖父的理解和同情,但此事給他個人帶來的刺激和傷痛(魯迅父親的死,也與此有關),卻是長久難以彌平的。周福清因為這件事情,不幸成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所謂成敗皆由一人。一時的榮耀,給偌大的家庭帶來恆久的創痛和毀滅。所以假如説此事在魯迅與祖父之間,刻下了什麼隱隱的裂痕,那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

如果還要在魯迅與其祖父的對立之間,尋找其他原因的話,我聯想到的,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所著《神譜》中,寫到的克洛諾斯與宙斯的弒父故事,以及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所闡發的理論。在魯迅的家族中,唯一能對日後成為一代文豪的魯迅構成超越性障礙的,無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翰林,在漫長的科舉時代,幾乎是文人學士所能達到的屬於官方體制內的巔峯。當然,必須特別説明的是,這個所謂的原因,顯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獨立性和顯豁性,它就像“殺父娶母”的隱喻一樣幽微難言,需要跟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尋覓到它的蹤影。

魯迅手抄《恆訓》,此為周福清治家格言集

正如魯迅身上眾多事情都有兩面性一樣,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的關係,也肯定不止只有對立的一面。事實上,魯迅與祖父的關係,密切而複雜,且影響深遠,曾有一位學人説過:

完全可以説,周福清是整個周氏家族中,特別是直系親屬中,給予魯迅影響最大最多的一個人。

那麼,周福清對於魯迅有過怎樣的影響?

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曾經手抄過祖父的詩作《桐華閣詩鈔》和屬於家訓性質的《恆訓》。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微妙、但肯定存在的事實。別的不説,僅《恆訓》中所極力強調的實際和務實傾向,在魯迅身上就有顯著的存在和表現。

戊戌年間,周福清在杭州監獄中,寄了一本《唐宋詩醇》回家給孫輩閲讀,並在書中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游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詩,筆力雄健,辭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示樟壽諸孫。

這是一段相當不錯的簡明詩話,簡潔而明確,是一位翰林的水準,反映出沈葆楨在參劾他的奏書中所説的“文理尚優”的特點。雖然與日後魯迅的詩歌理念不盡吻合,但如果説它對少年魯迅的詩歌思維產生過某種影響,應該不是太離譜的想象。

但這些,只能算是普通一般的關係材料,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曾在文章中這樣説:

然而他(魯迅)的性情,有些地方,還是很像祖父的。……這種心情,與祖父有些相像的。(《魯迅去世已經十年了》)

魯迅與周福清之間,有哪些相像呢?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罵人。這也是祖父讓魯迅反感的地方之一,前面幾個例子已能説明。周福清的罵人,絕不僅僅限於在自家台門裏揚威,他是連慈禧、光緒,都毫不“避諱”地痛罵為“昏太后”“呆皇帝”。可知當年章太炎的“載湉小丑”,吳稚暉在東京的“罵老太婆”之類,洵非孤軍奮戰。

罵,現在幾乎成了魯迅的標籤之一。

魯迅與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個方面,要數到敢作敢為的反抗精神。關於魯迅這方面的敍述,已經夠多了,對周福清的這一面,知之者要少得多。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縣,不但跟頂頭上司知府關係搞不好,甚至跟江西巡撫也不對付,這也許就是沈葆楨奏摺中所説“辦事顢頇”的一部分。後來在杭州監獄坐牢,受到獄卒勒索,周福清二話不説,操起一根門閂,滿堂追逐、痛揍勒索的獄卒,讓人不由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叫人神旺”!

語言刻薄,算得上週福清、魯迅祖孫二人的另一項共同點。説起魯迅語言的刻薄,我立馬會想到顧頡剛先生。而周福清的語言刻薄,極端性地表現在他稱自己的繼室夫人,魯迅的蔣氏祖母為“長毛嫂嫂”!原因是太平天國戰亂期間,蔣氏曾失散於太平軍中,周氏遂以為她貞潔不保,故出此奇語。

魯迅刻薄之時極盡刻薄,隨和之處,又慨然隨和,最讓人難忘的,莫過於為馮省三修皮鞋的奇聞逸事了(這件事的真實性頗有人存疑,但我想,如果是真的,倒也符合魯迅所説的某種魏晉風度)。而乃祖也有這等異人之舉。周冠五《魯迅家庭家族和當年紹興民俗》中講述過一個故事,説周福清在金溪做知縣時,有個女傭是自他從小就僱用的,也帶到金溪任上,幫周福清做飯。周福清乳名為“福”,老女傭就稱呼周福清為“福官”,到了吃飯時節,不管三七二十一,女傭跑進周福清的知縣“簽押房”(辦公場所),總是大叫一聲:“福官吃飯者”,“稍微遲延,還要再來一聲‘毫燥’(紹諺:作‘趕快’解),他也不以為忤”。

周福清身為翰林,魯迅成名之後,始終是普通人的心態與習慣,毫無做作裝樣子與端架子的惡俗習氣,讓人印象尤深。

周冠五在書説:“介孚公(周福清)經常具有一幅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沒和他接近過的,總不免望而生畏,實在他卻是色嚴而不厲。”

魯迅曾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自述:“他(海嬰)只怕男一個人,但又説,男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魯迅書信·致母親》1936年1月8日)

不懂此處者,不足與言魯迅。

魯迅與周福清對死亡一事的坦然態度和遺囑中的務實告誡,也可以説是一脈相承的。

有意思的是,魯迅與其祖父相似的特徵,一度曾為胡適所捕捉:

去看啓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後,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鑑力與創作力,而啓明的賞鑑力雖佳,創作較少。啓明説,他的祖父是一個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談及一個忘恩的朋友,説他死後忽然夢中來見,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對他説:“今生不能報答你了,只好來生再圖報答。”他接着談下去:“我自從那回夢中見他以後,每回吃肉,總有點疑心。”這種滑稽,確有點像豫才。(胡適1922年8月11日《日記》)

“滑稽似豫才”,這句話其實是不可以輕易放過的。

魯迅與周福清的相似之處,還有一點,也容易讓人產生聯想,這就是他們對於自己妻室的奇異態度。周福清對於繼室夫人蔣氏,似乎一直都不太好,太平軍之事恐怕只是原因之一,或乾脆就是藉口。據周冠五書中説,周福清在金溪任知縣,蔣氏也隨同在任,有一回卻發生了所謂“聽窗事件”,並且從此以後,“介孚公和蔣老太太的惡感愈深,以致終其身而不交談”。

周作人在《魯迅小説裏的人物》一書,也有一節寫道蔣氏祖母的事:

但是造成祖母的不幸生活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即她的被遺棄。……她的生活是很有光榮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縣衙門去上任過,可是後來遺棄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後蓄妾好些人,末後帶了回去,終年的咒罵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魯迅小説裏的人物》,121頁)

魯迅和朱安婚姻的最大特徵之一,也是沒有話説,以至於朱安抱怨説:“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

這裏要補充説一下,周福清對於蔣氏夫人的遺棄,很有可能是魯迅對祖父反感,乃至對立情緒的一項主要原因,這一原因是與反對納妾互為表裏的。魯迅對於蔣氏祖母的感情,可以從小説《孤獨者》得到證實。關於這篇小説的真實背景,可參看周作人《魯迅小説裏的人物》中,《孤獨者》和《祖母》兩節。然而讓人感嘆的是,魯迅自己後來在婚姻上的命運,竟然有些重演了祖父的故事。

周福清和魯迅從本質上説,都是那種極重規矩和理念的人,他們也非常執着於自己的理念和規矩,然而他倆又都是那種會在突然之際,打破理念和規矩的人。這種執着與破壞的突然轉換,形成了周家祖孫二人身上特有的某種張力。

在這種對於理念和規矩看重執着的背後,是一種準清教性質的東西。周福清對於道德,顯然有一種即使在台門人士看來,也已經過時的守衞,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盤絲洞”的故事了。周福清對於子侄輩抽煙、喝酒的痛恨與告戒,除去現實原因外,多少都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中,當然,道德與現實本身在此也並不完全可分。魯迅對於道德,給人更多、更強烈的印象,似乎在於衝破舊的道德上,其實這仍然是以道德為軸心的反向運動,一種反向折射,其背後,正是要樹立新道德的精神與努力。祖孫二人雖然所維護與破壞的道德內容,或許適正相反,但其表現精神之內在結構與力度,卻是一致的,相似的。

説到周氏家族的道德話題,也許不應該忽略一個名字:周敦頤。年少的魯迅曾有詩句曰:“好向濂溪稱淨植,莫隨殘葉墮寒塘!”(《蓮蓬人》,作於1900年),濂溪即周敦頤。周福清和魯迅身上那種近乎嚴厲的反墮落傾向,根源之一,或即在此。

如果我們像之前比較魯迅三兄弟與祖父的情感關係一樣,再來作一番比較,我們會很容易發現,兄弟三人中,惟魯迅與祖父周福清最為相像,在周作人和周建人身上,找不出像魯迅與祖父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尤其是在一些足以表現出一個人的主要特徵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隱曲暗通,不像魯迅與祖父之間具有那種一眼即可辨識的明顯特徵。

那麼,這份相像是怎麼來的?

要説清楚兩個人的相像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在此之前,先得説明解釋一下,所謂兩個人的相像,決不是説像一個人站在鏡子面前那樣。兩個人的相像,指的是其有相像之處,但不管能找出多少相像之處,兩人身上的差異,肯定要大於他們的相像。因此,所謂相像一詞所表達的,並不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意思。

要探尋周福清和魯迅二人,之所以有諸多看上去相像的原因,除了俗語所謂“隔代遺傳”之外,——但同為隔代祖孫,周作人與周建人身上,何以相像之處遠不及魯迅?——我們首先要注意到,他們兩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即長子地位。周福清是他父親苓年公的唯一男嗣,所謂“獨子”(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30頁),而苓年公本身又是長子(同上,第31頁),因此,周福清在周氏台門裏,“他(周福清)輩分高,年紀老,在本台門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裏要算是最長輩了。”(《知堂回想錄·祖父之喪》)

而魯迅“是智房派下的長子長孫”(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第56頁)。周福清一生育有二子,長子即魯迅的父親周伯宜,次子即與魯迅同年的伯升。周伯宜育有四子,椿壽早夭,魯迅為長子。

在以家族為主要生產、生活單位的年代,尤其是在有嫡長子傳統的漢族社會里,長子無論在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佔據着特殊的位置。這種地位上的男子,通常會有一種更強烈的道德意識和現實承擔。這一點,在周福清和魯迅祖孫二人身上,尤其是魯迅身上,有令人難忘的印象。八道灣的生活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然而,長子心態,從某種角度説,只是一個基礎和前提,它還須與現實和真實的人格結合,才會產生有實際意義的結果。那麼,在周福清和魯迅身上,能看到一種什麼樣的人格特徵,足以使二人產生為他人所沒有的相似性?這就是兩人共有的強烈寄望心。周福清和魯迅,都屬於那種對自己,也對他人有着強烈寄望心的人物。這一點,跟長子地位也是相關聯的。周建人書中,寫周福清從北京回到紹興台門後,持八角銅錘在庭院中追打沉溺於鴉片和酒精中的侄子四七,周建人分析道:

但我祖父獨獨對四七特別痛恨,想必因為他當年帶四七去過江西,期望越高,失望也更深的緣故吧!(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

魯迅則因為譯書的緣故,曾經對周作人揮以老拳。

大概我那時候很是懶惰,住在伍舍裏與魯迅兩個人,白天逼在一間六席的房子裏,氣悶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與魯迅起過沖突,他老催促我譯書,我卻只是沉默的消極對付,有一天他忽然憤激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便由許季茀趕來拉開了。(《知堂回想錄》(上),《鄔波尼沙陀》,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54頁)

魯迅在《墳·寫在〈墳〉後面》中,坦承自己性格“時而很峻急”。為何峻急?其中之一,就是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他不僅對周作人這樣,對自己,甚至對自己身處的這個民族,也是這樣。

就像周福清揮舞八角銅錘追打四七。

(本文摘自黃堅著《桃花樹下的魯迅》)